无法选择死亡方式

　　但是去伊拉克时并没有放松警惕。我知道因为日本派遣自卫队，伊拉克人开始出现反日情绪，于是我在安曼伊拉克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汽车站、食堂等地方搜集了一下信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这才去了伊拉克。

　　对于自己的行动我一直是打算自己负责的。虽然现在我还在考虑什么叫做“自身责任”，但直到绑架发生为止，我都是做好了遇到危险的准备了的。我想所有去伊拉克的人都做过最坏的打算。绑架事件发生前我自己也知道：可能会在劝解流浪儿童时被刀子刺中、被卷进爆炸恐怖事件，或者被美军的流弹击中。

　　我当然不想死。但是，在众多的危险当中，我无法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去伊拉克或者出远门时，这些事情在脑子里闪过，那一瞬间曾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下类似“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所有责任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的话。

　　不过，尽管自己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不过刚被绑架时的确非常害怕，拼命乞求绑架者放一条生路。过去在伊拉克时我没有钱请不起翻译，所以逼迫自己记住了许多阿拉伯语的单词，能听懂一部分会话。曾经对日本有非常好印象的费卢杰的人们会我怒目而视说，“日本人很坏，去死吧”。

　　被绑架期间，大都是我用英语和伊拉克人对话，所以他们说，“这家伙会说英语，肯定是间谍”的话我都听懂了。比如大家看到过的录像中的镜头--当他们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想这次真的是要死了，当时并不知道他们那时候用的是刀背。他们绑在自己身上的手榴弹会不会突然爆炸了？当时想到了很多意外，越想越害怕，所以一直都在哭泣。

　　从绑架的第三天到被释放为止，圣战组织在其头目的指示下，我们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伙食也有很大改善，可能被杀这种危机感才少了许多。从那个时候起，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对话的重要性。

　　到了最后，一直有一个懂英语的人跟着我，我跟他说：“绑架是最坏的解决方法。日本人会觉得伊拉克人危险而且可怕”。他回答说：“我也明白，不过除了使用武器，我们找不到其他的解决方法。我们只能这么做”。我想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就一股脑地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了。

　　那时我还谈到拉马蒂的一个翻译卡斯木（Qasim，音译）的事情。卡斯木起初也憎恨美军及其盟军，尽管没有参加攻击美军的行动，不过对攻击行动持赞成态度。长老们也是一样。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我的不赞成武力解决问题的观点，开始考虑和平解决的方法。

　　我说过这些后，这个懂英文的人说：“我想成为你的朋友。怎样才能和你成为朋友呢”，他这样跟我说了两遍，眼里含着热泪。

　　因为绑架者没有归还我们的贵重物品，所以我很生气地说：“你们自称是什么圣战战士，结果和阿里巴巴有什么区别。我真想杀了你们”。我这样做是想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样一来他们反而态度变好了：“和平！和平！”，“把丢失的东西列个清单给我。相机等物品可能找不回来了，现金的话可以想办法凑齐”。

　　我说：“我们的钱都是为伊拉克筹集的。如果你们能够筹集到钱的话，就拿这些买些药品什么的”。同时我还强调说：“就是不能买武器！”。我被释放时，圣战组织的一个看似领导的人送给我一大瓶纯蜂蜜表示歉意，说是送给日本的礼物。遗憾的是蜂蜜最终被忘在了巴格达的日本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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