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6月24日，在东京霞山会馆，亚洲太平洋论坛举办了一场题为“日中关系展望”的讲演会。会上，国际交流基金会“总括役”，原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政治部公使隈丸优次先生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对日中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讲演。他在谈到自己所处理的日中关系事务时，提出了对中国，对日中关系的独到见解。同时，还首次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新实事，为我们正确看待日中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与会者来自日本各大新闻媒体，和与中国有关的部门。他们都关心中国的发展，关注日中关系的走向。在讲演后，大家就讲演中涉及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提出很多实际问题。在此，我们把会议的内容进行了整理，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有限，不能将全部内容都刊登出来，只好割爱。

隈丸：我历时三年在北京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主要是政务担当，今年三月底才结束工作，返回了日本。在北京的三年中，日中关系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在这多忙的三年间，我经常直面这些事件，忙于对应，有时需要加班到深夜。这也让我思考怎样才能增进日中之间的进一步理解，怎样才能建立一种对等的日中关系。

2001年4月刚刚上任的时候，就遇到了教科书事件。还有李登辉访日的问题，也很严重。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每年八月开始出现，我在任期间经历了4次。然后是“可疑船只”事件，“沈阳闯馆”问题，“齐齐哈尔毒气”事件。还有台湾问题，历史问题等。大家是怎样看的我不知道。从我做实务的角度来看，每年最重大的事件大致如下。2001年的不审船事件；2002年的沈阳事件；2003年的齐齐哈尔毒气事件。从全体来看，解决这些事件花费的时间最长。同年又发生了珠海，西安等事件。自从2001年以来，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三年间一直都没有平静过。从资源调查船事件到最后强行登陆，这一问题一点点地激烈化。针对上述问题，我从自己的角度，来谈一谈自己对日中关系的一点看法。

先以日中关系为基点，谈一谈今后影响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的一些因素。谈这个问题则不能避开中国国内情势的走向，今后中国的日中关系乃至国际关系都必然受到国内情势和动向的影响。尽管还有其他要素，但是，中国今后的发展动势才是最重要的。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矛盾。如果中国很顺利地化解了这个矛盾，进一步改革开放，实行民主，走向自由化。这是一种可能。也是社会走向安定的希望。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没能很好地处理好社会存在的巨大矛盾。特别是农村和都市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 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成为对政府发出挑战的基点，发展成动乱。所以，保持社会安定是中国政府最为关心的事情，其结果很可能导致当局采取强权政策。如果矛盾爆发，必然导致政府为了保持安定而进行抑压。这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会变得更加激烈。这也必然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对日政策产生影响。

中国内部的问题究竟有多么深刻还仍然是个迷,我们也不很清楚。也许中国自身也无法预知。但是，总有一些迹象和问题可以说明或者是供我们来进行推论。首先，中国政府对社会安定问题非常重视。这是不争的事实。提出了改革、发展、安定的方针。这三点互相平衡，比较合理地向前发展。其中安定还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社会构造不平等，不公正，存在着大都市对农村的二元构造。过去农民曾经是主人公，现在却完全反过来了，农民都要到大都市去打工。这庞大的农民问题如果不解决很可能孕育大的危机。近十几年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胜组”和“负组”的存在是事实。农村问题也就是三农问题亟待解决。沿海部逐渐走向都市化，使得城乡差别显得更加突出。还有就是生活保障制度需要整备，危机管理体制也需要进一步健全。由于中国还没有自由发言的环境，弱者的权利得不到根本的保证。因此，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些问题当然还是中国政府知道得最清楚。所以，政府提倡注重平衡城乡之间的差别，对农民表示出最大的重视和关心。

在中国的数年间，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然，变化是巨大的。但是，我却感到这巨大的变化还多体现在表面，实质上却变化不大。这主要是我感到当局的统治力和组织力还非常强大。政治方面几乎没有大的变化。当局对目前社会存在的不安定因素都有所把握，依靠现有的强大组织力量也基本上可以对应这些不安定因素，但是，单凭抑制力来控制社会的安定是有限的。说到中国的组织力我感到，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队、地方都受到中央强有力的控制。中国国家首脑所具有的权威和权利也是一般国家的首相或者说是大统领所无法比拟的。

下面再来谈一谈日中关系问题。中国的指导部在国际关系方面所面临的大环境是国际化，开放化，国际和平。为此，中国要想保持地域的安定，必然要搞好和日本的关系。当然在对日关系问题方面，他们不能忽视国民感情的因素。当然，遇到国民感情突发的时候，政府还是采取比较低调的方式，来平息民间感情。虽然对日关系新思维还有很多争议，但是，基本来看，我觉得中国领导层的观点还是认可“新思维”的。从目前来看，对日关系不会有大的突如的变化，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基于“新思维”式的。但是，国民对日感情上还有很多问题存在。如围绕着靖国神社问题，台湾问题，珠海买春问题，西安学生抗议事件很多国民表达了他们的反日感情。但是，在我个人看来，中国人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反日感情包含了很复杂的因素。我感到对于他们的这种表现，不表示出特别过激的反应是比较贤明的。中国社会正在确确实实地走向多元化，还是提倡世界和平的理性派占多数。因此，这需要我们慢慢等待，让中国人自己通过理性的议论，走向健全。

让我们在繁忙之中，又不能不予以关注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国内也开始关注民族主义问题。有的人认为民族主义将阻碍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警戒。围绕着中国民族主义的背景，我曾经多次和中国方面进行过探讨。当然，探讨中牵扯的面很多，按照我个人的归纳。首先是中国国内从上到下的大中华思想根深蒂固。在中国指导部的中枢，民族派仍然掌握的大权。比如党内，军内，公安部，宣传部、警察等还有很大一部分民族派存在。与主张和平的外交部门相比，他们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如上所说，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体现在民族主义的抬头。这与国内过去就有的思想体系是分不开的。

日本究竟应该对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采取怎样的对应？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一边奔忙也在紧张地思考。日本必须在考虑到中国国内情势的基础上，尽可能帮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健全社会。如果说一个是和平开放的中国，一个是民族主义的中国，那么日本可以提供支援的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靠自身的努力，但是，其他国家特别是象日本这样与之携手的国家的支援也是必要的。在考虑日本的对中姿态时，我有了新的体会。偶然的机会，我现在从事国际交流基金的工作，似乎偏离过去的对中关系的工作。但是，通过这一个多月的工作，我发现交流基金会的工作并不是和我过去的工作经验完全无关的。这里仍然有很多对中交流的事情可做。在日本，很多人都认识到了对中关系的重要性。日本自身对于来自民间的文化交流，乃至通过这种文化交流让日中关系进一步加深理解，增加信赖的愿望也更加强烈。目前，究竟应该怎样加深这样的交流，至少在政府部门，包括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员也时刻都进行着思考。

一个是大众的交流。通过这样的交流来增进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很多人在访问日本回国之后，都说看到的日本和自己以前想象的日本完全不同。这说明他们对现代日本了解的不够，中国国内的新闻界对日本的报道还很不到位。

还有一个就是在新的国家领导人上任之后，中国社会正在向市民社会发展。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这些市民团体的首领成为知日派。当然，就向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中国国内也有很多因素。所以，我们只能在我们可能的范围内，帮助和支援中国国内那些开放的国际派。

当然，这不仅仅限于对那些搞对日工作，对日关系的人进行支援，对那些广义的国际派，开放派也要尽可能地提供帮助。我的看法大致如此，下面欢迎大家提问。

问答选摘：马立诚的新思维与中国的反日感情

问（《读卖新闻》浜本良一）：对日关系新思维已经出台快两年了。提出者的马立诚即不是日本问题研究家，也不懂日语。可是，他却在接受日本外务省的邀请访日之后，写出如此有反响的论文。其巨大的宣传效果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虽然，后来在中国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其结果毕竟让日本好的一面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请问今后还有什么其他如此有效的方法和计划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自从胡锦涛上台之后，实施了与江泽民时期完全不同的对日政策，有建立新的日中关系的志向。但是，又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国内还存在着国际派与民族派之间的对立。马立诚论文得以在中国国内发表是否与中国政府的新思考有关，是否有更深刻的高层背景？

答：我们在请他来日之前，就很看重他的才能。他不仅思想开放，而且有着很强烈的民主、自由、人权意识。当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他来日本不过两周的时间，居然能够发表出这样具有影响力的论文，我们也是没有想到的。

虽然他在国内为此而受到不少的责难。这表明中国国内还不具备完全接受他的观点的环境。但是，结果还是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一场大的论争，中国国内赞成他的观点的人还大有人在。尽管批判他的势力仍然存在，而且我们也不能指望有了他提出的新思考，中国的对日关系就会完全超越历史问题的障碍向前发展。但是，至少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提倡超越历史问题的动向。至于他的论文出台是否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意向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也有同样的猜测，但是没有获得确实的证据。

问：（《日本经济新闻》山本勋）：请问在中国民族主义抬头中产生的中国国民的反日感情，您是怎么看的。

答：值得说明的是，我们不用“反日”这个词汇来表现，而是用“对日”来表现。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的话，当然，日本会成为标的。但从整体来看，这还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中国人的不满是多方面的，很多是由国内问题引起的。民族主义也会受到国内问题的影响。在遇到日中之间发生不愉快事件的时候会爆发出的反日情绪，我想这个背景非常复杂，重要的是日本方面要冷静对待，不能有过激反应。

问：（《日本新华桥报》孙秀萍）：刚才大家都谈到了中国人的对日感情问题。现在，让中国人的反日感情升温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发生在齐齐哈尔的旧日军遗留毒气弹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使得好不容易稍有改善的对日感情急剧恶化。事件接连发生之后，齐齐哈尔市民最为关心的是，为什么日本政府不能尽快提供毒气弹分布的地图？最近的这次事件发生之后，日本政府派人前往排除毒气弹的行动虽然比较迅速，但是为什么对提供详细的有关资料那么消极？这样的问题不仅通过网上，中国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也都在发表文章询问这个问题。而且，要求日本提供资料的呼声十分迫切和强烈。请问日本外务省是否有提供有关毒气弹分布图纸等资料的意向？

答：有关你提到的地图问题，这是一个悬案。关键是没有这样的地图。如果有的话，我们当然会提出来的。但是，防卫厅等有关方面确实寻找过，但是没有找到。如果有的话，我们工作起来也方便，排除毒气弹的进展也会更快一些。要是有，我们就一定会提出来的。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日本军是怎样埋藏这些毒气弹的也不是很清楚的。而且，各个地区的状况也不一样。例如各个地区是否完全都是按照计划埋藏的也不清楚。齐齐哈尔的情况也不清楚。如果有这样的地图的话，我们一定会拿出来的。如果说我们有意隐藏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