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叫东史郎的老人去世了。

2006年伊始，中日民间都听到了一个悲情的消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95岁的东史郎老人都是作为日本人民反思战争历史，增进中日友好的重要符号而存在的。《东史郎日记》也成为了日本老兵反思历史的重要文献。

他的去世，是中日两国民间交往的损失。作为一个中日两国民间并不陌生的老兵，东史郎的历史贡献不仅仅在于他做的那些真实记录和反思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档案，更在于他保持的那种在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压力下仍然独立思考历史的精神。

在一种大的政治环境下，个人保持一种自我的独立精神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东史郎在不断地谢罪、忏悔，并且在日本各地集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之后，他遭到了来自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疯狂攻击，甚至遭到了起诉。这并不奇怪，因为在目前日本政治整体保守化、有意回避历史问题的局面下，东史郎的存在必然成为了日本某些政治势力涂抹历史记忆的一个障碍。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独立思考并且真实叙述历史也是东史郎作为普通人对于日本民族的一种特殊敬意。真实地向后辈叙述自己所经历的历史，不但是个体性的，也是民族性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必然要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汲取。但是如何选择真实的历史文本，如何获得真实的经验和教训，这不仅仅是一个宏大的命题，落实到东史郎个人身上，就是一个人对于一个国家负责任的态度了。

这种个人的敬意也推动了群体性的认知。东史郎前半生是一个侵略者，而后半生则成为一个坚定反战的斗士。这说明，历史的体验是可以帮助一个人进行根本转变的。但是今天这种转变仍然未在日本国家层面上完成。

东史郎的去世也给今天的中日关系提出了新的命题。在2005年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局面下，民间交往已经成为了维持中日两国一定程度相互关系的重要保证。但是即便如此，日本政府公布的一项民意测验也显示，2005年只有32.4%的日本人对华有好感，为历史新低。

随着时间的流逝，东史郎们正在老去，前不久，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受害者李秀英老人也去世了。两国民间在历史问题上的表述无疑进入了一个“后东史郎时代”。随着当年参加过战争并能够现身说法的侵略者和受害者都相继去世，我们要提前估计到今后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寻求共识的难度，继而开始寻找一种新的还原历史、尊重历史的方式。这种方式会对今后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裨益甚多。(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