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桥村武司，当时的初衷是要采访学中文的日本老人，在神奈川县秦野市大根公民馆里有个中国语同好会，每个星期天一群老人聚在一起学中文，桥村便是这个同好会会长。去年记者正就读于东海大学大学院，学校离大根公民馆只有步行5分钟的路程，便去那儿观摩学习了几回。老人的学习精神真让人感动，他们从拼音学起，并练习对话，还唱中国歌。他们中有不少人喜欢去中国旅游，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去腻了，他们开始往四川原始森林、云南大理、西北敦煌等地跑，他们学中文的目的就是去中国旅游时能说上简单的中文对话。

不过跟桥村武司比起来他们的中国缘还算浅了，第一次见到桥村他就用中文与记者打招呼，以后每次见面他都要说句“你好”。

那次记者惊异于他头上那顶锈着“清华大学”字样的帽子，这帽子别说在日本，就算在中国都显得稀奇、有派头，莫非他与清华有啥关系？一问果然不出所料，90年代中期桥村曾作为精密机械专家在清华大学协助工作两年，这帽子是那时留下来的美丽纪念品。且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不由兴奋，因为从桥村的嘴里知道了以前不曾涉及的中日关系的珍贵史实——战后一大批日本技术人员留在中国搞建设。他不仅介绍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还向记者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据此记者写成了《他们把青春留在了建国前后的中国》系列报道。桥村武司对记者说，感谢你写了这么多日本被留用者的故事，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自己已没法写东西，所以要靠别人来帮他们记下在中国的历史。记者也有了一种紧迫感，相信中日关系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有待挖掘，决意今后继续关注“被留用的日本人”这一题目。

在中国的铁路中学上学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记者多次采访桥村武司，他有着浓浓的中国情结。1943年至1953年，也就是他10岁至20岁这十年是在中国度过的。1943年，由于在日本国内也有战事将起的传闻，人心惶惶，生活颇为艰难。于是他与母亲、妹妹一起来到中国的哈尔滨，投靠在“满铁”的亲人。两年后日本败战，为了维持生活，桥村13岁便到纺织厂做工,后来又到鹤岗煤矿井下劳动，对一位少年来说，劳动强度相当大。17岁那年因一次事故，失去了左手食指的一小节，经受了死一般的感觉。尽管如此他仍说：“在煤矿的那段时光让我学到了许多人生的真知，在井下的黑暗天地里，我想，以后只要在太阳底下，就没有我不会干的活了。”这就是坚韧的桥村，他把这一段在井下的艰苦日子视作自己的人生财富,他说煤矿是“人生的道场”。

1950年桥村武司随“满铁”的家属们一起来到了西北甘肃省的天水。在那儿，他重新获得了学习的机会。战争结束时他上初中一年级，后来辍学，来到天水后，才上了初中二年级，班上的同学比他小五岁左右。他对铁道技术人员充满了敬佩：“最有本事的人就是身怀技术的人，比如他们能够修收音机、甚至可以修汽车，为了生存不能没有一技之长。”从那时起，他开始学习数理化。同时桥村武司认真地学中文，他把学到的成语全部抄下，然后背下来。他每天读书到深夜。

如今桥村还保留有当年的学习笔记，对他来说那是珍贵文物了。里头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时事摘要，如“1952年5月7日铁中青年节纪念运动会”，当时他参加1500米赛跑，得了奖品。还记载了国内外大事，如“苏联的四个五年计划”，“郭沫若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等等。还有一些上级领导来做报告，桥村都认真地做了笔记。在天水铁中，让桥村感触最深的是上政治课。老师在课堂上说到日本侵略军的罪行，说到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他们那些日本学生总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作为学生，他们完全接受了老师的教导，与同学们一起声讨日本侵略军的罪行。有一次，桥村武司与一位叫周金富的同学一起到乌鲁木齐旅游，途中周告诉他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周的父亲在东北遭日军的机枪扫射，中了7弹而身亡。桥村这才想起平时周似乎总是对日本同学有些敌意，而这次能跟他一起外出，告知这件伤心的往事，桥村深受震动，同时更对日军的罪行深恶痛绝。

1953年20岁的桥村武司回到了日本，他说因为从“共产主义的国家”归来，受到冷眼看待，找工作都成问题，他顽强学习，最终得以进入大学，后来成为精密技术专家。连他自己都数不清到过中国多少回了，其中3次回到天水，拜会恩师，与同学相聚。他告诉记者，几年前他还与天水市长共话天水开发呢。1999年，日本天水会在中国天水种下了千株樱花，成为黄土地上的奇景，记载了一段历史，见证了中日友好。促成天水樱花园建成，这是桥村最感得意的事。

可以说，在天水铁路中学桥村武司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了切身体会，更为难得的是他充分理解、接受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说现在要把“为人民服务”推而广之，把“为人类服务”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中国的十年经历决定了他一生与中国结缘。

为人类服务

现在你从桥村武司的名片上就能看到他与中国的“缘”，他是神奈川县日中平和友好会的理事长、日本天水会的干事及秦野市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在名片背后，他还用中文对自己所属团体作了说明。“日中平和友好会是战后留在中国、活跃在解放军、铁路、医学、科学等领域中各尽所能，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尽微力的自发团体，1953年回国后依然为开展日中友好的各种活动付出努力”，“天水会是战后留在中国，修复被战争破坏的铁路、进行新线路建设的旧满铁工程师以及他们的家属所组织起来的一个团体”。退休后的桥村为这两个团体做了大量工作。
桥村武司认为促成日中友好，民间力量很重要，所以他力所能及地从身边事做起，在大根公民馆里组织了个中国语同好会，他与大家一样从基础开始学中文。有时他们还组织中国信息交流会，大家兴致勃勃地交流对中国的认识，去中国旅游的经历是最有兴味的，也是最值得炫耀的。参加过两次这样的交流会后，记者把这群老人学中文的故事及桥村的经历写成报道登在一家日本杂志上，后来桥村兴奋地告诉记者，有几个人看了报道后也来报名参加中国语同好会，他们的队伍壮大了。

1995年至1997年的两年间，桥村武司受日本JODC（海外贸易开发协会）的派遣到北京清华大学协作工作两年，能够在中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工作，他深感自豪，把日本的精密机械技术与中国同行共享。

桥村几乎每年都要去一两次中国，现在他正为一项新事业而奔波，在北京八达岭镇里炮村有一个中日合作项目——延庆县中日友好生态示范村，那是防止北京沙漠化的千秋工程。这项工程是由北京地理协会与日本的科学技术者论坛联手合作。科学技术者论坛是日本的非政府组织，会员多是退休技术人员，在这个组织内有个国际协作委员会，下设中国交流部会，桥村便负责此项业务。近年来，北京沙漠化问题日益严重，为此中日两国专家多次召开北京地区风沙与环境学术会议。巧的是，来北京联系工作时，桥村还遇上了天水铁中的老同学、北京地理协会的郭绍礼，昔日同学今天又有机会合作，怎不让人心潮澎湃。桥村说他们还计划在生态示范村建观光苹果园，把日本的“红富士”种到北京去。目前桥村正在为资金而奔忙，这也是他目前最苦恼的事，因为资金还远远不够。他说每个月都要填写许多表格向日本国内的财团申请资金，大部分象断线的风筝没了音讯。前一段北京又出现了非典，他很着急，因为他怕自己近期不能自由来往北京……

5月22日，桥村武司就要迎来72岁生日。他忙着许多与中国有关的事，有关中国的信息他都感兴趣。记者曾问他：中国对你来说是个怎样的国家呢？他很认真很投入地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在那儿我度过了多愁善感的青少年时期，留下了许多宝贵记忆，学到了许多知识。那段经历让我走上了学技术的人生之路，为人类服务是我的人生目标。我将永不停止地为中日友好交流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