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的文学月刊《文艺春秋》本月发行了长达528页的特刊“三月特别号”，揭晓了被公认为日本文学最高奖的第136届、平成18年 
（2006）下半期芥川龙之介奖的评选结果：年仅23岁的青山七惠以《一个人的日子》（‘ひとり日和’）获得本届芥川奖。
　　本期特刊不仅全文刊出了获奖小说，而且介绍了评选经过，登载了各位评委的评语，还专门邀请了分别出生于1932年、1952年和1984年的老、中、青三代芥川奖得主——石原慎太郎、村上龙、绵矢理沙（綿矢りさ）进行“特别鼎谈”，并整理刊出了谈话内容。同时公布的还有直木三十五奖令人遗憾的评选结果——本届直木奖空缺。

　　本届芥川奖有池泽夏树、石原慎太郎、黑井千次、河野多惠子、高树信子（高樹のぶ子）、宫本辉、村上龙、山田詠美八位评委，评审会议于今年1月16日下午5点在东京筑地的高级会所“新喜乐”开始。除获奖作品外还有四篇参评的候补作品，全部都是去年6月1日至11月末的半年间发表在《文学界》、《新潮》等老牌文学刊物上的小说，因为芥川奖的参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是近期公开发表的作品。

　　芥川奖是1935年1月与直木奖同时由《文艺春秋》杂志社创立的。《文艺春秋》是文学家菊池宽于1923年1月自费创办的一份同人杂志。上世纪30年代，担任杂志社社长的菊池宽目睹直木三十五等文学挚友一个个驾鹤西去，文坛一片荒凉，于是提议设立这两个文学奖以鼓励新人，同时纪念故人。在1935年的《文艺春秋》“新年号”上刊出了芥川、直木奖的创设启事及评奖办法，二者分别是纯文学领域和大众文学领域的新人奖。相对而言，前者更注重作品的前瞻性和艺术性，后者则偏向通俗性和故事性。芥川奖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各评选一次，评选委员均是与《文艺春秋》有着较深渊源的、成就卓著的作家和评论家。最初的设想是以未发表的原创作品直接参评，但菊池宽认为，这样会使参评作品有悬赏小说之嫌，遂将评奖范围规定为已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作品。70余年来，评审规则基本没有变化，始终以不知名的新作家为对象，奖品也一直是一块代替奖牌的雕饰怀表，但奖金已从最初的500日元升至现在的100万日元。

　　芥川奖的创设无疑对《文艺春秋》杂志起到了宣传作用，但更为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该奖以对艺术的公正、忠诚的态度扶植了大量文学新人。为此，奖金的筹措运营从一开始就是由独立于《文艺春秋》杂志社的组织——日本文学振兴会进行的。而且，评选委员会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方针，这也是芥川奖评奖历史上多次出现空缺的原因。芥川奖在创设之初影响很小，几乎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有的报纸甚至一行也不报道，菊池宽对此大为不满，曾撰文抱怨。1956年1月，还是一桥大学四年级学生的石原慎太郎以《太阳的季节》获得第34界芥川奖，成为芥川奖设奖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这篇小说不仅在发表之时招致广大读者的激烈争议，而且在评奖过程中，也引发了评委们相持不下的反复讨论，激赏和贬斥之声势均力敌。当时产生的空前影响，突破了文学界，波及到了整个社会，“太阳族”也一时成为流行的词汇。这一事件的意外结果是，从此以后，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终于以极高的热情和强大的阵势开始了对芥川奖的报道。

　　如今，芥川奖的评选已经成为一个定期发生的、举国瞩目的“社会事件”。评选结果一旦揭晓，记者便蜂拥而至，当晚的电视新闻也会立即播出获奖者接受采访的画面。这一奖项已经成为日本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文学奖之一，至今仍是日本文坛发掘新人的重要园地。许多文学青年都是通过芥川奖在文坛获得了立足之地，开始了日后的文学生涯的，如中国读者熟悉的松本清张、大江健三郎等。不仅如此，芥川奖在中国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一些出版社已把目光投向了这一奖项，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在2005年2月出版了《咸味兜风·“芥川奖”获奖小说选》（祝子平译），收入三篇芥川奖作品：金原瞳的《蛇舌》、大道珠贵的《咸味兜风》和柴田翔的《别了，我们的生活》。

　　此次获奖的青山七惠1983年出生于日本埼玉县，毕业于筑波大学图书馆情报专业，现在就职于东京的一家旅行社。2005年，她曾以小说《窗之灯》（河出书房新社）获得素有“芥川奖摇篮”之称的第42届日本“文艺奖”。

　　《一个人的日子》最初发表于《文艺》杂志2006年秋季刊，小说以看似漫不经心的笔触，描绘了20岁的女主人公三田知寿与70多岁的远房亲戚荻野吟子共同生活的一段日子，表现了都市年轻女性内心深处的孤独、虚无以及走向自立的心理过程。故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在“春、夏、秋、冬、春天来临之前”五个章节中随着季节的流转而娓娓道出。小说中，生活在同一空间的两个女性在年龄上的巨大差异，经济开发中被遗漏的陈旧小屋与熙来攘往的市中心车站的强烈对比等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作者对环境的设定非常巧妙。小说一开头就若无其事地写道：“在小小庭院的围墙那头，隔着一条小路是车站的站台。”这个视野尽头的站台极具画面感和象征意味，在小说中与主人公的心境相叠合反复出现，“我”那寂寥敏感的内心世界与热闹喧嚣的外部世界由此相互映照。评委村上龙认为，“这个车站站台，是以作者自己的视线和观察为基础‘构筑’起来的，它是全篇的标志性象征”。主人公心灵的疲惫和无奈都是在宁静而淡然的叙述中不知不觉漂浮出来的，毫无刻意雕琢的痕迹。如“我”时常会从周围的人那里偷窃一些香烟之类并不值钱的东西，对这一行为的根由或心理依据，作者只字未提，但“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彷徨却尽在其中。

　　对青山七惠来说，从学生时代到“白领”时代，文学创作都只是副业，获得芥川奖的当天下午她还在公司上班。与青山七惠同样在23岁就荣膺此项文学大奖的，还有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丸山健二、平野启一郎等作家，大江获奖时尚在东京大学法语系就读。实际上，23岁并非芥川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记录，若按获奖年龄由小到大排序，青山七惠竟然排到了第7位。2003年上半年的第130届芥川奖授予了19岁的绵矢理沙和20岁的金原瞳（金原ひとみ）。有趣的是，同时获奖的这两位最年轻的女性，在性格、经历上却有着极大的反差。绵矢理沙是一个酷爱读书的清纯女生，而金原瞳虽然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却是追求时髦的逃学少女。她从小学四年级就经常逃课，到初中更是几乎不去学校，高中则干脆休学。金原瞳的父亲是法政大学的教授和知名翻译家，他不但没有对女儿反抗传统教育的行为严加管束，反而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多年来，他逐一阅读了女儿从小学六年级开始的全部幼稚的创作，而且还认真修改并加以点评，但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女儿今后能获此殊荣。由此也可窥见芥川奖在选拔人才时的不拘一格、不守成规。

　　在物欲横流的现代商业社会，芥川奖的存在坚持不懈地呵护着文学青年心中对于艺术的向往和追求，鼓舞着他们借文学反映生活、表达内心和抚慰灵魂的努力。芥川奖当之无愧地成为日本文学新人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