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为了调查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人们现代化意识的差异，社会心理学家们设计了非常复杂的心理量表，不过我到农村去调查农民家庭的现代化意识，也有一个非常简单可靠的经验，就是你去看看他们家的厨房和厕所。厕所是衡量文明的重要标志，一个农民家庭能够在20年的时间跨度内，把原来居住的平房改造成四五层的现代小楼，铺上地毯，放上高级电器和家具，但往往却很难完成厕所文明的进化。

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厕所是文明的尺度。日本的公共厕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种深刻印象是因为与中国公共厕所的对比的反差。

　　中国的公共厕所过去一直“臭名”远扬。京城的老百姓都戏称到胡同里去上公共厕所是“一闻、二跳、三叫、四哭、五笑”，即在胡同里找厕所不用看标示，最容易的办法是“闻”味寻厕；到了厕所里污水横流，要“跳”跃前进；夏天厕坑里蛆虫蠕动让人心惊大“叫”；而厕所里浓烈的恶臭氨气味呛得眼睛泪流如“哭”状；便坑相互之间又毫无遮拦，人们只好相视苦“笑”。

　　很长一段时间里厕所是外国游客到中国抱怨最多的问题，而且至今仍然有影响。有些外国出版的旅游小册子，甚至提醒游客，“旅游出发前在宾馆提前上厕所，旅途中不要喝过多的饮料，以免使用公共厕所，那里是中国最肮脏的地方”。

　　前些年，有位外国经济学家在一次研讨会上批评中国外贸顺差太多，旁敲侧击地幽默了一番。他说中国古代讲究中庸之道，但如今行事却往往失衡，如在生活上只注重“进口”，菜肴美轮美奂，但不注重“出口”，公厕少而卫生差，但在对外贸易上却又反过来，只注重“出口”不注重“进口”，造成贸易顺差带来的贸易摩擦。

　　我的一个做人类学研究的瑞士博士生，是个女孩，到中国西部的村庄里去住了一个月，回来后我问她怎么样，有什么不适应的？她说主要是洗澡和上厕所，洗澡还好说，她每周坐车到县城宾馆里租个房间洗去一周风尘，但在村庄上厕所都是那种猪圈厕所，这边临高解手，那边猪群嗷嗷觅食，而且男女共用一厕，男的进去把腰带挂在厕墙上，女的进去则把头巾挂在厕墙上。有的小男孩恶作剧，找条皮带挂在厕墙上，弄的女眷一天不能上厕所。

　　台湾以犀利批评杂文著名、并当过一段台北文化局长的女作家龙应台，倒是对中国的如厕文化比较宽容。她曾写过一篇文章，要寻求中国人厕所蹲坑面朝外的文化意义，还得出结论，中国的公共厕所是一个现代的所谓“公共空间”，与今天的酒吧、广场、演讲厅，从前的水井边、大庙口、澡室和茶楼一样，是市民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从语调上看不出是嘲讽还是推崇。

　　十几年前，也有学者以促进旅游业为由，呼吁厕所革命。北京也确实改造了一番，有些新建的厕所建筑从外面看像是文化场所。为了加强公共厕所卫生，北京旅游点的公共厕所实行了收费制度，有的还制定了如厕条例。我在昆明看到一个公共厕所的如厕条例有十条之多，都是禁止随地大小便之类。但民众对公共厕所收费非议很多，于是北京又取消了公共厕所收费制度，不过取消收费之后，厕所卫生又明显恶化。这种现象的产生，套用经济学的话说，是因为公共资产的产权虚置，劳动收益和努力程度不挂钩，不让那些老大妈收费了，她们打扫厕所的积极性就受到挫伤。

　　于是我想，人家日本的公共厕所大多数也都不收费，怎么就没有出现卫生问题？在今天的日本，无论是在酒店、机场、大商店、图书馆、大学、机关，还是在一般街道和公园，厕所里都非常干净。多数公共场所还专门有供残疾人使用的厕间，如厕洗手后的吹干机也都改装成一种新型的，把手放进吹干机里面，风从两边一起吹，吹落的水流进下面机器里，地上不留一点水迹，而且吹干的速度极快。

　　日本机场、大百货商店、高档文化场所里的公共厕所，不仅干净，而且芳香四溢，墙上挂着别致的工艺品，洗手池边上还放有插着鲜花绿叶的花瓶。就是在一些野外公园里比较简陋的公共厕所里，也一样是洁净方便。在日本出外，你尽管痛饮，找公共厕所很容易。有一次住在宾馆里，并不是奢华的那种，房间很小，但厕所里装着在国内就听说的具有便后温水冲洗电子系统的马桶，我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系统，冲水时还伴有音乐，感觉怪怪的，觉得这种系统是不是有点服务过度，画蛇添足，不过足以说明日本的厕所文化发达。

　　在日本家庭里，厕所更是异常讲究的地方，那是日本家庭妇女充分展示女性品位、智慧和创造力的地方。在日本古都京都游览的时候，在一些古风犹存、装饰儒雅的公共厕所里，简直会让人诗兴大发。我这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宋人欧阳修说他读书得力于“三上”：曰马上，曰轿上，曰厕上。可以想见中国古时也有儒雅的如厕之地，原来还以为这是因为读书人运动少容易便秘，时间长了养成如厕读书相伴的习惯。

　　韩国的旅游者到日本，回去最赞不绝口的就是日本的厕所。据说一位韩国教授访日后在课堂上讲授“红学”，考证到《红楼梦》里刘姥姥在大观园假山后的便溺行为时，有感而发的大加赞赏日本厕所的文明、干净，并由此推论到传统文化变迁中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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