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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町人的生活是靠做买卖维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商业上是完全对等的。他们摆脱了复杂的等级身份关系。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宫本又次同时指出町人根性中积极的一面。一、节俭；二、算计；三、机警。所谓节俭是指町人想尽办法谋求收支平衡。它同一般的吝啬不同，只是尽量不花不必花的钱。所谓算计是指町人始终离不开算盘。整天考虑是否合算。过去曾有人说过，町人的计算可谓滴水不漏。所谓机警是指町人时刻窥视商业机会，对所有事物都反应敏感。西鹤认为机警包括伶俐、谨慎、发明、忍耐、工夫。
町人的最终目的是站在家的立场，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家规、店规这些表面的道德规范背后，隐藏着不正派、奸诈、欺骗、奉承、贪婪、合谋骗人等成分。西方国家自然阶级意识形态中的市民道德、自治精神、行会精神终于未能进入日本的商业行业。
手艺人特性
日本达到手艺人诸职的分工最早产生于中世纪初期。日本建保二年（1214）的《东北院职人歌合》就提到了二十四种工职，其中包括医师、阴阳师、木匠。手艺人同商人一样，都居住在城市内。中世纪的手艺人泛指脱离土地、依靠自己的手艺维持生活的人。近代手艺人同商人一道都成了城市居民，统称町人。以后，手艺人的词意便固定下来，专指手工业者和专门的工匠。同样是町人，手艺人却无法同富有的商人相对抗，因为他们的雇主往往是商人。
所谓“手艺人气质”是指具有一定权威，不讲究，有事干的时候稍稍奢侈一些，没事干的时候赤贫如洗。这种手艺人气质同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与商人单纯追求利益不同，手艺人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完全脱离名利的情况下工作。他们的特点表现为一、对工作充满自豪；二、为了提高技术勤学苦练，手艺世代相传。三、爱护机械和工具；四、可多可少的工资要求；五、尊重师徒关系；六、维护行业价格，工钱固定，本行业内互相帮助。扶植。
氏原正治郎指出，手艺人的悲剧就在于多数日本人认为他们是日本社会当中最无知、最贫困的下层人，而他们自己恰恰也这么认为，有一种劣等感。发达国家的手艺人有自己的工会，他们自豪地作为直接生产者出现在社会上，并且不断使自己适应生产技术和社会进步。日本的手艺人由于狭隘的行业意识和劣等思想，所以他们引以为荣的手艺和组织只能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除了统治阶级以外，一般的日本人也对手艺人气质抱有一种蔑视感。然而人们并不知道这些落后的东西正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扶弱思想
日本人将同情和扶助受命戏弄的弱者的行为称为“判官黼”。根据岛津久基下的定义，“判官黼”是指面对正确的，但却受到命运戏弄的弱者，世人发出的同情的呼声。“在这里，受到同情的人必须是正确的。同情弱者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所以古希腊人称它为“市民道德”。然而，日本的同情弱者同真正的市民道德不同。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日本人来说，这种心性意味着它的短处要比长处多一些。
“判官黼”中的判官是指最受日本人欢迎的英雄人物源义经。其实判官的原意是日本古代四部官（长官、次官、判官、主典）中的第三位官职的总称。判官主要负责官厅内的监察、统制工作。曾负责京都市内、检查、诉讼的官员源义经也称判官。日本人推崇的源义经1184年曾任检非遣使左卫门少尉，判官的名字由此而来，并且只是源义经一人。
最早制造英雄故事的文学作品是日本的《平家物语》。故事中的源义经是一名勇猛的武将。在讨伐义仲的战斗中源义经立下了大功。但是，就在他大获全胜以后却遭到发配奥州的处分。据说源义经是被尾言景时的谗言所害。
然而扶弱思想不仅表现为同情、扶助弱者的美德。数江教一认为：“现实社会中弱者、受命运戏弄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好人。如果仅仅因为一个人处于劣势，就按弱者应该同情的原则处理，那只能是片面的。扶弱思想如实地反映了封建时代大众心理的偏向。这种心性最充分地表现为“忠臣藏”专用的受虐淫和施虐淫。多少年来，这种心性表现从内心深处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结合起来。有的日本人警告说：“回顾扶弱思想过去的历史说明它不会给生活在今天的日本人带来好处。日本人民当中存在的楠正成和西乡隆盛的扶弱济贫传说，就有不少值得反省的地方。
岛国根性
岛国根性是以日本国特有的地理条件为前提的。当日本人强调本民族性格中优秀的一面，对自己充满自信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岛国根性的存在。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弱点，丧失信心的时候，马上意识到日本的地理位置，发生“啊，又是令人讨厌的岛国根性”的感叹。
所谓的岛国根性并没有固定的意义。岛国根性一词最早见于明治二七年。久米邦武在《国民之友》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岛国根性的根本是一种恐惧心理，“仅仅认为浪涛就可以挡住同他国的生存竞争”、当时，对岛国根性的反省曾一度促进了日本向国外发展和制定大陆经营政策。文明开化以来，无论是极端欧化主义，还是极端国粹主义，其产生都是由于日本缺乏客观地认识的态度。其根源自然是岛国根性。
明治二九年（1896）内村鉴三撰文《国民之友》指出：“日本人的天下不过是远东的系列岛屿。人们盘踞在蜗牛大的国土上，沉溺于琐细的事物之中，不知尽志士本分。政治家、美术家、文学家亦不能摆脱岛国根性。”日本人之间表现为互相嫉妒、排斥、对他人的猜疑心。不顾大局，处处为小事积虑，心胸狭窄，满足于眼前的功名，缺乏科学性的感情冲动、卑屈与盲目骄傲都是岛国根性的反映。难怪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人的敌人就是他们自己。从崇拜外国急转为国粹主义。自卑感一下子可以变成唯我独尊。这种感情上的大起大落，反映出日本人只注意蜗牛角大小的利益，使自己处于井底之蛙的角度。
立身出世
立身出世是日本庶民的理想，同时也是日本人独特的生活信条。本来“立身”一词出于“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经）。而“出世”一词则出于“浪迹未出世”（李白诗）。“立身出世”的思想古代传入日本，从律令时代开始，成为各级文人的思想。江户时代朱子学意识形态占了统治地位，但事实上德川幕府仍将“德”作为维持其封建体制身份组织的理论基础。明治维新以后，许多下级武士一跃成为藩阀政府的要人。政界人物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新贵族阶层逐渐形成。立身出世被再次奉为日本人民的生活理想。明治以后，立身出世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行的。立身出世的思想不仅影响个人，还涉及家庭、亲戚和乡党。
与立身出世相似的生活信条曾经刺激了美国人的生活情趣。英文有激励成功（Success)的概念。它是美国竞争社会的反映。如同体育比赛一样，在人生的比赛场上获胜的人受到社会的尊敬。但是在法国、英国等欧洲古国，邮递员的后代永远是邮递员，修鞋匠的子孙永远是修鞋匠。这些人都具有满足现状，安分守己的修养。这些人即使勉勉强强获得成功，但在社交界也会碰钉子，成为被侮辱、被歧视的对象。因此，功利主义是美国社会特有的产物。
日本的立身出世其定义和方法都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日本社会不是由单独的人为单位构成的，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单位构成的。支撑日本社会的社会规范是以人情为基础的情义。情义与人情必然影响上下关系（主从关系），协同组织关系（家族关系）。现实的日本社会从家族、同族集团到政党、企业内部的派阀都是由无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成的。这就意味着：要在日本社会立身出世，就必须妥善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以这种联系为背景，同外部世界竞争。也就是说必须加入有势力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去。立身出世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维持住这种状态。具体的做法是：深入了解支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情义、人情等社会法则，并巧妙地利用她。更具体地说，日本人认为立身出世的秘诀是“使上级觉得你十分可爱，使下级全部自觉地追随你。”
爱国的表现形式
战前的日本，爱国的只能是国家主义者、国粹主义者、资本家等属于**的人。左翼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甚至连自由主义者都被视为非爱国主义者。战后，以前的爱国者一下变成了亡国者。日本社会出现了大逆转。但是不久**阵营内重新出现了自称爱国者的人。
有人将日本的爱国心分为六大类：
牧歌式的爱国心：本能地对生育、养育自己的故乡产生的自然爱。这是所有的爱国心中最原始的一种。它是在不受任何人强制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爱乡心，属于一种自然情绪。牧歌式的爱国心就是以这种爱国心为基础的。可以说它是通过教育，形成的“祖国爱”之前的东西。必须注意，这种由爱国心的延长、扩大而形成的爱国心是缺乏公共感的。明治三十四年（1901）出版的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写道：“爱国心所爱之处仅限自国国土也。不爱他国，唯爱自国的人，自不会爱他人，而只爱自家一身也。爱浮华的名誉，爱利益的袭断，不可云云，可云私也。”“爱国之心难能可贵，亦甚者可卑。”“谁在孩提之时真正理解故乡某山某水之可爱乎。尔等的怀土望乡之念，实际上非居异乡他国者所能体会。”
封建的爱国心：在封建体制中，忠诚（忠义）就是爱国的别称。封建的爱国心不象牧歌式的爱国心那样天真无邪，与世无害。它包括对敌国的警惕、憎恶以及歇斯底里的不安和焦虑。从形式上创造了统一的明治国家为了对内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继承了日本的传统精神遗产——爱国心，以便唤起日本人的激情。没有土地的人民爱国心不过是对统治土地的权力的一种顺从而已。
天皇制爱国心：明治维新以后，“忠君爱国”、“忠孝一体”成了天皇制国家的道德标准。忠君爱国不过是被天皇制歪曲了的爱的一种变种。天皇制爱国心最后终于导致战争，使日本国陷入战争泥潭。人民被彻底奴化，文化发展受到阻碍。为什么天皇制爱国心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其原因在于天皇制爱国心不过借用了爱国心的名义。实际上它是对天皇个人忠诚心的表现。
市民的爱国心：市民的爱国心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的。生活在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国家的人们都可统称“市民”。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接受基督教影响的德富苏峰（早期）、德富芦花兄弟以及日本基督教领导人内村鉴三等提倡的市民道德不是对天皇的忠诚，而是自由地热爱祖国的感情。市民的爱国心因其所属阶级不同，反映了各阶级间的对立。
各阶级的爱国心：如上所述，市民的爱国心因市民立场的不同，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形。它们分别以福泽谕吉为首的《通俗国权论》和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为代表。以福泽谕吉为首的自由魂论者，不得不屈服于明治政府的国权主义。明治以后，爱国心的主流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尽快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并驾齐驱。因此，不是提倡对国土、同胞、文化的热爱，而是提倡从属于天皇、国家、政府权力的爱国心。“神国，中华可爱。洋人、夷狄可憎。为可爱者讨伐可憎者”就属于这种爱国心。同时提出阶级爱国心的还有幸德秋水。他主张“变陆海军人的国家为农工商人的国家。变贵族专政的社会为平民自治的社会。变资本家肆意横行的社会为劳动者共有的社会。以正义、博爱之心压倒偏面的爱国心。科学社会主义使野蛮的军国主义灭亡。亲如手足的世界主义将扫荡、根除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幸德秋水主张的爱国心从市民爱国心中分离出来，作为阶级的爱国心独步发展。由于大逆事件的出现，明治四三年（1910）阶级的爱国心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便是由基督教徒们发起的平等主义、“人类皆同胞主义”运动。
人道的爱国心：缺少人类爱与同胞爱正是自明治国际主义一来至昭和法西斯主义时期日本主义爱国心的最大弱点。人类爱的概念自然过于抽象，但它并不是空洞的理论。在战争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的今天，它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基督教的博爱、佛教的慈悲，儒教的仁义，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都曾经反复宣传人类爱的思想。日本人给人道的爱国心下的定义是：与其高谈阔论国家天下事，不如首先从解决身边的小问题入手，开始行动。人道的爱国心不是“灭私奉公”特定的超人道德，它提倡尊重科学、热爱旁人、不蔑视劳动、积极生产、保护本国文化、爱护公共财产。也就是说，它是每一个人都应尽义务的爱国心。 上一页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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