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日本人思维的特点，大概有以下几点：（一）从属的、单纯的；（二）融合的、同化的；（三）现实的、实践的；（四）乐天的、明朗的；（五）宽容的、温和的；（六）敬雯的、重礼节的；（七）纤巧的、艺术的。不足之处：缺乏理论，思维受到派阀影响，处于闭锁状态中。善于模仿，缺少独创精神，情绪不够稳定。
有关日本民族的思想形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有的日本人认为，在儒教和佛教传入之前，日本人没有思想。有的日本人则认为，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固有的思想及道德——神道就存在。这两中说法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战后，随着日本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等诸学科的发展，古代日本人的思想轮廓已经划分出来。城户幡太郎的《古代日本人的世界观》（昭和五年，1930）和《国语表现学》（昭和十年，1935）从语言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古代日本人的思想。这两部著作至今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城户幡太郎反对就事论事的立论方法，主张从人民生活方式的角度即从美术、学术、道德、宗教等所谓的文化形态入手，在同外国的有关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后，发现日本民族特有的性格。他还认为，所有的文化意识都必须通过语言进行表达，所有通过日语的独特表现法，自然可以领悟民族的思想意识了。
对现实持容忍态度的思维方式
中村元在《东洋人的思维方法》中指出：“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当中最基本的原则是，原封不动地肯定为了生存所处的自然环境或者是各种客观条件。他们往往把所有客观现象视为绝对的东西。”明治以后的哲学家称这种思维形态为“现象即实在论”。古代日本神观的特点是，相信世间许多事物都存在神灵。他们习惯将人间神以外的各种神也都一并人格化，祖神化。日本神社便起源于这种思维方法。同时，日本人在接受佛教影响的问题上也持相同的态度。日本人根据这种思维方法接受、消化佛教哲学。从中国传入的唯识论有各种各样的系统。日本人没有接受强调空洞理法的正统唯识论，而单单接受了强调现象（世俗道理立场）面的唯识物。日本的天台学不同于中国的天台学，由日本古代天台学者创造的教学体系，尽管沿用了中国佛教术语，但其根本思想却有很大不同。日本天台的特点在于重视“事”（物）超过重视理（论）。此外，日本的儒学家并没有全盘接受理气二元论，而仅仅成了唯气论者。谣曲《游行柳》、《杜若》、《西行樱》中有关草木成佛、蝴蝶成佛的说法都基于肯定现实的思想。以上提到的日本人的这种特点，就是在自然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依然保留下来。例如，日本人习惯在“水”、“茶”等字签名加上敬语“御”字。在日常会话中时常对事物使用敬语的民族，可能只有日本。这种习惯称呼法大概起源于对世间万物的客观存在的承认及对它们的神圣性的承认。日本人的这种喜爱大自然的思维方法与日本特殊的地理条件有关，处于季节风地带的日本列岛，其自然环境与其说是与人作对的压迫人的，倒不如说是与人相融洽的，使人感到亲切的。日本人不是处于与自然对立的角度，而是始终处于与自然一体的角度看问题。世界上的各种宗教都将现世比作秽土，将来世比作乐土，只有日本的民族宗教（原始神道）承认现世的价值。日本人将中国传入的佛教变成以现世为中心的宗教，强调“即身为佛”的理论。
尽管日本人宗派的、派阀的倾向十分明显，但他们从来不同持不同意见的人力争。在处理社会的现实问题方面，他们始终采取一种稳妥的政策。神佛合体，接受佛教使其成为民族的宗教，尽量减少佛教同神道的摩擦。
折衷主义的思考与个别主义的思考
容忍现实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造成了日本人精神生活中的两个独特的思考。一是折衷主义的思考态度，一个是个别主义的思考态度。这两者绝不是两个毫无关系的个体。
日本人默默地承受现实给予的一切。即使有时出现相互矛盾或者完全对立的事物、现象，日本人会同时承认这种完全矛盾或者对立的现象、事物，不怀疑，不拒绝。由于日本人彼此间富于宽容、姑息的感情，所以他们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思想采取极其融洽的立场。但是，这种“Ａ不在Ｂ，Ｂ不在Ｃ”摸棱两可的态度，很难引起理论上的争论，因此也很难获得普遍真理。使日本人陷入无理论或者反理论的境地，最终导致无组织的反科学主义、直观主义、行动主义，在某种极端的场合，还会导致接近神秘主义的“个人体验的绝对性”。战争期间大力提倡的“日本式世界观”、“日本主义哲学”均属于缺乏普遍性的机会主义。
西方人来到日本，使他们惊叹不已的是，一个日本人竟能够同时接受几种信仰。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在神社举行婚礼，用儒教的道德标准指导日常生活，死后葬在佛教寺院内的墓地。如果是知识分子的话，他很可能还有基督教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从不怀疑各种宗教和世界观在自己的头脑中是否能够和平相处。这一度使外国人怀疑日本是否有真正的宗教。
折衷主义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近代儒学、朱子学、阳明学、国粹学均在日本兴盛起来，由此出现了“折衷主义学派”。他们主张广采诸学派之所长，避其所短。学问的本质内容重于形式。井山金峨经过取舍选择，提出训诂以汉、唐注疏，道德已宋、明学说，诗以中晚两唐诗歌，文以唐宋八家为准的思想，至今日本学术界仍然沿用“折衷主义学派”的称呼。
日本人普遍使用一种特殊的思考方式，即始终根据个别的、特殊的信仰认识普遍真理。天皇意识形态就是这种个别主义思想方式的典型。直到今天，支持天皇制的人们仍然一味强调日本国的特殊性、个别性，而不愿意从普遍真理的角度进行自我反省。日本人过分地强调这种特有的个别主义的思考方式就看不到事物的普遍性、一般性的一面，使自己陷入非科学的、非理论的思考方式之中。战争中日本人所犯的错误并不能说与这种个别主义的认识毫无关系。
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思考方式
日本语回答否定式的问题时，习惯同西文完全不同。例如“您知道了吗？”“是，不知道。”实际上，日本人并不是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而是针对对方的回答首先用“是”表示一下我听到了这句话，然后再回答实质性的问题。日本人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便造成日本语言中敬语层次十分复杂的局面。实际上，日本人使用名称代名词的时候，必须考虑对方的身份以及与自己的亲疏关系。除了人称代词以外，就连名词和动词的使用，也讲究适当的分寸。中村元称它为“会话中的礼仪”。尽管其他一些东方国家在封建制度十分发达的阶段，曾经使用过这种方式，但都未达到日本的程度。对于日本人来说，人伦共同体的存在往往优先于个人的存在。在认识自己之前，必须认识特定的人与人的关系。
今天的日本人会毫不犹豫地考虑到座次的问题。和歌森太郎在他的小论文〈日本人的权威感〉中谈到座次的先后顺序 他谈到：“（１）首先注重信仰的作用。除了神事、佛事仪式以外，日常会见也总是将专职神官、僧侣安排在上座。这种习惯大概沿用了古代的风俗。（２）根据职位安排座次。发布命令者往往座上座。（３）根据财产的多少决定尊卑，安排座位。（４）根据年龄安排座次。这里的年龄还意味着社会经历、社会经验等等。”日本人通过这种形式确定本人的社会地位。在由完全闭锁的人伦组织构成的水稻耕作民的社会共同体中，有十分严格的规矩，任何人都不可能打破它。日本人的道德及道德规范只不过是理念化了的共同体习俗。所以，尽管日本人十分重视发展体现闭锁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伦组织——家和体现主从关系、因缘关系的国家的道德规范，但每个日本人却十分缺乏从个人的角度对道德的认识。七世纪以后，佛教传入日本。本来主张平等、否定阶级身份区别的佛教理论在日本竟变成了强调主从关系的教理。十五世纪日本茶道兴起，开始它以鼓吹新兴都市大商人的资本主义职业理论为主。随着时代的推移，它逐渐向近代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武士的统治政策妥协了。近代的儒教在建立武家政权的理论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这种理论注重人伦组织往往超过注重真理，真理只有在能使人伦组织合法化、合理化的时候，才被承认。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今。这里借用中根千枝的论述：“明治以来知道今天，日本式经营管理一贯站在‘企业即入’的立场。经营者与职员以工作为媒介，缔结一种契约关系。正如经营者经常说的那样，是靠‘主从因缘结合起来的伙伴’。这种关系甚至可以同夫妻关系相匹敌。这种强行的集团一体感形成了自我封闭的环境，产生很强的孤立性。同时它必然酿成固定的家风、社风。它们成为各个小集团的标志，进一步促进了集团化的形成。此外，也形成了家人和外人有差别概念。人们往往把处好与‘家人’的关系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
露斯－本尼迪克特也有一个论述：“日本人喜欢吵架，同时又很温顺。他们既是军国主义的，又是审美的。既是放荡不枭的，又是很讲礼貌的。既顽固，又很顺从。既是忠实的，又是不忠实的。既是勇敢的，又是歇斯底里的。既是保守的，又是欢迎新东西的。”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翻译介绍到日本的时候，曾经遭到保守派的批判。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人们不得不对它作出科学的评价。正因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所以他们往往忽视制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次序。只要对他的关系网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利，他们什么都可以干，并且对罪恶缺乏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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