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谧的日本皇宫 [资料图片]

    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更喜欢详尽、细腻的自我分析。在这方面，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南博（1914-2001）的研究值得参考。我觉得，他对日本人自我认识结构的分析无人可出其右。

    南博的专业是社会心理学，是领导战后日本社会心理学界的风云人物。他一生勤奋治学，据说，这是他小时候在其严 
父监督下养成的习惯。他记得父亲曾对他说，“天下没有学习累死的”。南博在世时，每天至少要埋头读书研究8个小时以上，直到临终之前还口述撰写作品。所以他给世人留下大量著作。对于想了解他的思想的普通读者来说，最好先读一读他的《日本人的自我结构》。

    在这本书中，他从个人的自我认识入手分析日本民族。他认为，人的自我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自己认识到的自己，这个自己叫“自我”。另一个自己是他人认识到的自己，这个自己叫“他我”。不论什么人的自我认识,多多少少都包括这两个部分。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对本民族的认识也同样存在“自我”与“他我”这两个部分。只不过，世界上有些民族“自我”倾向较强，如美国人，而有些民族“他我”倾向较强,如日本民族。本来，“他我”部分较强些的，多是那些弱势民族，但日本民族不同，即使自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强大的躯体，但其“自我”部分并未强大起来，他们仍很看重他人目光中的自己。

    而日本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探究他人目光中的自己，南博的这本书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答案。这也是日本书肆中“日本人论”大行其道的社会心理原因。日本人的这种自我认识结构，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很在意“他我”，所以本尼迪克特说，日本的文化类型属于“耻文化”，是有根据的。这种文化，导致日本人很在意他人的目光，笔者觉得，“耻文化”是好事。为了不被世人嘲笑，日本人勤奋敬业，精益求精，能工巧匠辈出。

    从中国国内情况看，年轻一代经常更换职业已经司空见惯。但是，日本那种手艺精纯的“职人”，往往是数十年修业的正果。日本社会风习，十分尊敬这种具有高度技术的敬业者。为追求精致世界，日本人往往都将工作对象限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这就是日本人创造出如此众多“小而精”物品的原因。

    但是，我并不是说日本人不能建造更大规模的“作品”，事实上他们建造的巨轮、跨海大桥、新干线也都很有创意。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即日本人的创造，往往都是相对静态环境的产物，一旦目标处于动态环境之中，日本人往往很难适应。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日本人往往不知所措，这是因为历史给日本人提供的，是一个外部环境相对安定的空间，而日本社会本身，在明治维新之前，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固定身份的时代。在大变革时，“自我”软弱摧毁了日本人的判断力，日本民族倾向服从。随风倒、“大势顺应主义”，是日本自我软弱的结果。把判断的权力交给某个貌似果敢坚毅的政治人物，以为如此自己即可以变得强大，这是一种对选择的恐惧，是一种逃避。拒绝思考，选择简单，是这种集体逃避的特征。历史赋予这个民族如此文化基因。他们逃避选择，等待被选择。例如战前战中，他们集体放弃自我判断，将决定权交给一小撮军事冒险集团。

    日本民众“自我”的软弱，导致他们渴望一个强有力人物的出现，只要这个人物表现出一种“坚毅”“果敢”的品质，表现出某种“反抗”，民众就会将自己的未来交付此人，而不看此人将他们引向何方。尽管如此，日本民众并非真心喜欢那种咄咄逼人的强者，这也是日本政治中强势领袖与温和领袖交替出现的原因之一。而所有这一切，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结构都不无关系。(刘迪 早稻田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东方早报  2007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