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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见敬三,1951年生。日本国会参议院议员,现任厚生劳动省副大臣。1980年,在庆应大学法学研究科获政治学硕士学位。东海大学教授(休职)。对日本的医疗改革、保健政策及外交安全保障政策有比较精深的研究。[图片来源:环球时报] |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超过1亿的10个国家之一,也是众所周知的老龄化社会。从制度上保障国民的健康及提供医疗保险服务,解决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困难,这正是在日本政府中统一管理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务的厚生劳动省需要完成的任务。日前,日本厚生劳动省副大臣武见敬三接受《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的专访,介绍了日本“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对中国医疗改革的建议。
日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不论富人还是穷人,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问:1961年,日本建立了强制保险制度,即全民医疗保险(日文为“国民皆保险”)。在这个制度下,所有日本国民都加入了某种医疗保险。这个制度是在日本经济起飞后不久建立的,回顾这46年,您认为这个制度对日本经济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答:这个制度对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保证了国民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安心接受医疗服务。因为有这个制度,全体日本国民才能够聚精会神、放心地投入经济建设。
问:世界上有多种健康保险模式,日本在建立自己的全民保险制度时,参考了哪种模式?
答:的确,世界上存在几种主要的医疗保障模式。如北欧模式、美国模式和西欧模式。北欧模式的特点是高福利、高负担,这种模式只有在人口很少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而人口超过1亿以上的国家,这种高福利、高负担的模式就很难取得国民的共识。
美国模式中,部分富人可以享受好的医疗服务。但日本的看法是,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人的生命没有价值区别,美国的做法不适合日本。日本的医疗模式与西欧发达国家比较相像。
这个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医疗保险,而不是完全委托给民间。由国家负责保证国民健康的最低限度的责任,国家与国民签订契约,建立健康保险制度。国民有缴纳保险金的义务,也有缴纳保险金的高度自觉。
问:日本采取这种模式的全民医疗保险,是建立在什么理念基础之上?
答:全体国民都加入健康保险,这是日本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最大的特点。这是保护国民健康的基本制度。推行健康保险制度有两大原则,一是负担的公平性,二是给付的平等性。可以说,负担的公平性与给付服务的平等,是日本全民健康保险的基本理念。
问:这种“公平性”是否意味着国民要按照收入的多少支付保险金?
答:对,这项制度规定,每人缴纳的保险金额,是以个人收入总额乘以保险金额比率得出的结果。这就意味着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缴纳的保险金多。应该说,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新分配收入的作用。但在接受医疗保险服务方面,这种制度明确,不论富人还是穷人,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以前仅作为治疗疾病使用的保险金,今后可用于疾病预防
问:目前,日本如何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费用增多问题?
答:2006年,日本成立了独立的老年人医疗保险机构——“后期高龄者医疗广域联合”。75岁以上的“后期高龄者”都是该机构的被保险者。在他们需要支付的医疗费中,1成由本人承担,5成由国税负担,另外4成靠其他保险者的支援金,如合作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等。
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需要的医疗费会更高,因此国家要给予更多的照顾,否则会拖累其他保险系统,导致其他保险系统的破产。
问:这是否意味着国民的医疗保险负担将大幅度增加?
答:日本的医疗负担的确在增加,而且必须由全体国民分担,否则这个制度就无法维持。日本医疗保险体系的资金来自个人、雇主及国家税收三方面。在个人支付的保险金方面,富人与穷人根据个人收入的多少按比例上缴;假如提高保险金,就意味着雇主(即企业)负担增加,他们就会不高兴。因此,日本政府会对公司经营者说,“现在经济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贵公司应多负担些”。为保障医疗保险的财源,政府必须说服企业多缴纳一些保险金。
至于税收方面,我们在尽量压缩国库负担部分,以减少国家财政赤字。
问:高龄化的迅速发展,给日本医疗提出了什么样的课题?
答:老年人增多,自然意味着他们的医疗需求增加。临终医疗需求增加是老龄化社会的特点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把重点放在提高老人的健康状态上,主要是提高健康水平,以及预防特殊的生活习惯病。在“介护(护理)保险”中,导入“介护预防”的思想。让“预防”成为医疗政策的重点。为此,日本制定了“特定身体检查”与“特定保健指导”两大基本方针。各医疗系统将使用保险金开展“身体检查”和“保健指导”。这就意味着,以前仅作为治疗疾病使用的保险金,今后可用于疾病预防,这是一项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该法案已通过,将于2008年开始实施。在公共医疗保险中,为预防使用保险费,日本这还是首次。
假如完全按照市场原理来搞医疗,就会让本应是面向全体国民的医疗服务出现偏差
问:日本是否考虑过以降低医疗费的方法应对老年人更高额的医疗需求?如要采取降低医疗费用的办法,医院是否可以配合?
答:不能简单地压低医疗费。一个老年人的平均医疗费每年要85万日元(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00元),而普通人的医疗费只有15万日元。要强制减少医疗服务内容,也许财政收支能够平衡,但无法满足高龄者需要的医疗服务,因此不能简单地压低医疗费。
在小泉时代,很多项目都被大幅度压缩,结果,特别需要医生的地方没医生,真正需要的医疗科目十分缺乏,如产科、儿科和麻醉科等。因此,假如完全按照市场原理来搞医疗,就会让本应是面向全体国民的医疗服务出现偏差。
问:那是否可以削减医生的收入?日本社会是否接受医生拥有高收入?
答:在一个社会中,医生的收入应该比其他人高一点,否则就无法吸引优秀人才来保护国民的生命。日本医生比其他职业者的平均收入大约高20%—30%。如果是大医院的院长或者非常优秀的医生,他们的收入还要更多些,但这种人只是医生的一小部分。
问:最近,日本出现了很多人不缴纳国民健康保险金的情况,这对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是一个重大威胁,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答:的确,日本互助精神正在衰退,但这个制度已经坚持了40余年。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是要靠严格的社会教育,要让每个国民懂得,缴纳保险费是自己的义务。另外,还要靠家庭教育。即在家庭中贯彻公共意识与社会合作意识。让孩子从小懂得,自己应承担哪些国民义务。要培养思考这个问题的日本人,民主与自由,是极其重要的价值观。但是,为了实现这种价值,必须有社会责任。如果缺乏社会责任的人却主张自由,这个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
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今后老龄化问题将更加严重
问:中国目前也面临老龄化的社会问题,以日本的经验,您认为中国在什么时候着手准备比较合适?
答:老龄化是亚洲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本对此尽管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目前情况仍很艰难。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今后老龄化问题将更加严重。我认为准备得越早越好。
问: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你认为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医疗保险体系?
答:中国应建立一个全体国民都可以加入的“全民保险制度”,起码这应该是一个方向。我觉得日本的模式对中国更有参考意义,因为我们同属亚洲国家。日本失败之处,中国可以尽量避免,日本的成功之处,也可以供中国参考。
以前中国有赤脚医生制度,实行市场经济后,这种制度就消失了。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比日本还大,竞争也比日本激烈。但是,平等地对待人的生命这个思想,不仅存在于日本,也应存在于中国。我希望中国能坚持这种价值观。▲驻日本特约记者 刘迪
《环球时报》 ( 2007-03-09 第17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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