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身份特殊”的人是两位日本美术家。40多岁的叫肖野，30多岁的叫森茂。二人原来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

　　肖野是一位左翼美术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统治日益猖獗，他遭受迫害，被迫逃亡到中国，先在北平日伪满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美工师的工作。没多久，他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通过敌工部分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工作。这个剧院实际上就是抗敌剧社。肖野在剧院相继为《战斗里成长》、《白毛女》等戏剧画了场景。

　　森茂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名士兵。上司给他的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规定不准他阅读马克思、毛泽东的著作，没想这反而激发了他的好奇心。结果，他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著作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俘虏”，最后投奔了八路军。

　　接到设计宫灯的任务后，他们开始忙碌起来。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到天安门测量数据；肖野和森茂则认真构思，两人把住地设在天安门内的西厢房，夜以继日的工作，很快设计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宫灯草图。

　　张致祥将设计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选定了8盏太阳宫灯的设计,并对这幅设计图的一些局部进行了修改。周恩来还抹去了在金水桥栏杆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他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周恩来要求，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然而，找谁去制作这8盏宫灯呢？苏凡整日在北京城里跑，但一次次都失望而归，人家一听做那么大的宫灯，都异口同声回答了一个“不”字。

　　眼看只剩下10天时间了！肖野见状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帮忙，我们自己干吧。”这时故宫里的管理人员推荐了一位住在北京丰盛胡同的老扎灯艺人，张致祥和苏凡找着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老人一听原委，也吃惊不小，他这一辈子还没有扎过这么大的灯笼。不过老人没有回绝，他要求在城楼上就地制作，因为这么大的“灯笼”，在别的地方就是做好了也弄不上去。

　　把老先生和他的两个徒弟请到城楼上，苏凡买来绿竹、红布等材料，老艺人又找来木匠定做宫灯圆托。苏凡和两位日本美术家负责制作宫灯的云头和金色的流苏。大家齐心合力拼命抢进度，吃住都在天安门城楼上。

　　离开国大典只差一天时，宫灯的制作大功告成。

　　张致祥马上调来十几名战士，搬来梯子，准备把8盏大红灯笼挂到天安门城楼的栋梁上去。这些宫灯每盏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如此又大又重的家伙，怎么将它们悬挂起来并固定好呢？还是肖野有主意。他说，将宫灯拴在横梁上，两旁再砸两个铁环受力就行了。于是，8盏大红宫灯终于安全地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

　　上世纪50年代，肖野和森茂回到了日本。为新中国开国大典设计制作宫灯的经历，成了他们一生中最自豪、最美好的一段记忆。（《人民政协报》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