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崛起的日本/李培林著/中信出版社 |
在中国,为了调查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人们现代化意识的差异,社会心理学家们设计了非常复杂的心理量表,不过我到农村去调查农民家庭的现代化意识,也有一个非常简单可靠的经验,就是你去看看他们家的厨房和厕所。厕所是衡量文明的重要标志,一个农民家庭能够在20年的时间跨度内,把原来居住的平房改造成四五层的现代小楼,铺上地毯,放上高级电器和家具,但往往却很难完成厕所文明的进化。
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厕所是文明的尺度。日本的公共厕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种深刻印象是因为与中国公共厕所的对比的反差。
中国的公共厕所过去一直“臭名”远扬。京城的老百姓都戏称到胡同里去上公共厕所是“一闻、二跳、三叫、四哭、五笑”,即在胡同里找厕所不用看标示,最容易的办法是“闻”味寻厕;到了厕所里污水横流,要“跳”跃前进;夏天厕坑里蛆虫蠕动让人心惊大“叫”;而厕所里浓烈的恶臭氨气味呛得眼睛泪流如“哭”状;便坑相互之间又毫无遮拦,人们只好相视苦“笑”。
很长一段时间里厕所是外国游客到中国抱怨最多的问题,而且至今仍然有影响。有些外国出版的旅游小册子,甚至提醒游客,“旅游出发前在宾馆提前上厕所,旅途中不要喝过多的饮料,以免使用公共厕所,那里是中国最肮脏的地方”。
前些年,有位外国经济学家在一次研讨会上批评中国外贸顺差太多,旁敲侧击地幽默了一番。他说中国古代讲究中庸之道,但如今行事却往往失衡,如在生活上只注重“进口”,菜肴美轮美奂,但不注重“出口”,公厕少而卫生差,但在对外贸易上却又反过来,只注重“出口”不注重“进口”,造成贸易顺差带来的贸易摩擦。
我的一个做人类学研究的瑞士博士生,是个女孩,到中国西部的村庄里去住了一个月,回来后我问她怎么样,有什么不适应的?她说主要是洗澡和上厕所,洗澡还好说,她每周坐车到县城宾馆里租个房间洗去一周风尘,但在村庄上厕所都是那种猪圈厕所,这边临高解手,那边猪群嗷嗷觅食,而且男女共用一厕,男的进去把腰带挂在厕墙上,女的进去则把头巾挂在厕墙上。有的小男孩恶作剧,找条皮带挂在厕墙上,弄的女眷一天不能上厕所。
台湾以犀利批评杂文著名、并当过一段台北文化局长的女作家龙应台,倒是对中国的如厕文化比较宽容。她曾写过一篇文章,要寻求中国人厕所蹲坑面朝外的文化意义,还得出结论,中国的公共厕所是一个现代的所谓“公共空间”,与今天的酒吧、广场、演讲厅,从前的水井边、大庙口、澡室和茶楼一样,是市民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从语调上看不出是嘲讽还是推崇。
十几年前,也有学者以促进旅游业为由,呼吁厕所革命。北京也确实改造了一番,有些新建的厕所建筑从外面看像是文化场所。为了加强公共厕所卫生,北京旅游点的公共厕所实行了收费制度,有的还制定了如厕条例。我在昆明看到一个公共厕所的如厕条例有十条之多,都是禁止随地大小便之类。但民众对公共厕所收费非议很多,于是北京又取消了公共厕所收费制度,不过取消收费之后,厕所卫生又明显恶化。这种现象的产生,套用经济学的话说,是因为公共资产的产权虚置,劳动收益和努力程度不挂钩,不让那些老大妈收费了,她们打扫厕所的积极性就受到挫伤。
于是我想,人家日本的公共厕所大多数也都不收费,怎么就没有出现卫生问题?在今天的日本,无论是在酒店、机场、大商店、图书馆、大学、机关,还是在一般街道和公园,厕所里都非常干净。多数公共场所还专门有供残疾人使用的厕间,如厕洗手后的吹干机也都改装成一种新型的,把手放进吹干机里面,风从两边一起吹,吹落的水流进下面机器里,地上不留一点水迹,而且吹干的速度极快。
日本机场、大百货商店、高档文化场所里的公共厕所,不仅干净,而且芳香四溢,墙上挂着别致的工艺品,洗手池边上还放有插着鲜花绿叶的花瓶。就是在一些野外公园里比较简陋的公共厕所里,也一样是洁净方便。在日本出外,你尽管痛饮,找公共厕所很容易。有一次住在宾馆里,并不是奢华的那种,房间很小,但厕所里装着在国内就听说的具有便后温水冲洗电子系统的马桶,我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系统,冲水时还伴有音乐,感觉怪怪的,觉得这种系统是不是有点服务过度,画蛇添足,不过足以说明日本的厕所文化发达。
在日本家庭里,厕所更是异常讲究的地方,那是日本家庭妇女充分展示女性品位、智慧和创造力的地方。在日本古都京都游览的时候,在一些古风犹存、装饰儒雅的公共厕所里,简直会让人诗兴大发。我这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宋人欧阳修说他读书得力于“三上”:曰马上,曰轿上,曰厕上。可以想见中国古时也有儒雅的如厕之地,原来还以为这是因为读书人运动少容易便秘,时间长了养成如厕读书相伴的习惯。
韩国的旅游者到日本,回去最赞不绝口的就是日本的厕所。据说一位韩国教授访日后在课堂上讲授“红学”,考证到《红楼梦》里刘姥姥在大观园假山后的便溺行为时,有感而发的大加赞赏日本厕所的文明、干净,并由此推论到传统文化变迁中的裂变。
不过日本的厕所文明的确也不是从来如此。日本早年的公厕也很落后,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日本很多城市的市民也在为无冲水、窗户安有铁丝网的公共厕所叫苦连天。有些早年到日本的外国人写的观光笔记,也记载着很不习惯于日本公厕太少和男人便溺的随意,他们周五晚上西装革履地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在大街边上就解开文明扣一泻千里,而边上路过的日本女性也都习以为常,丝毫没有难堪之状。直到1985年,日本还因为著名旅游观光点缺少公厕,或者即使有公厕也肮脏到无法使用的状况,成立了“日本公厕协会”,着手解决公厕问题。
我曾询问一位日本朋友,那些不收费的公厕,卫生清洁人员何以能够如此工作卖力,使公厕永保洁净如洗。他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有人投诉厕所的卫生,清洁人员很可能就会因此被解职而丢掉饭碗,虽说这是个职业道德问题,但道德也要靠制度来保证,违反制度的人要受到惩罚,否则满大街的人都不管红灯绿灯,交通还不成了一堆乱麻。
看来道德这种“内心的法”,要假定人性本善,可以通过“思想工作”帮助人们弃恶扬善,但法制这种“外在的法”,要假定人性本恶,要通过善恶有报保证制度的有效。就职业道德来说,精神和经济激励都有可能失效,失职辞退制度才是职业道德的最终基础。
中国其实历史上的传统文化中并不是不注重“出口”问题,但近代厕所文明确实大为落伍。在河南商丘芒砀山2000年前的汉墓群中,在一位西汉国王的陵墓里,发现除了有前厅、储藏室、钱窖、厨房之外,还有一间厕所,厕坑上有石头制成的扶手座椅,其冲水系统也颇为类似今天的马桶,据讲解人员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坐式水冲厕所。我没有研究过厕所文明史,也不知是真是假。
不过据《世说新语》上记载,舞阳公主的方便之处,是一个漆箱,里面有焦枣,公主出恭也能闻到焦枣暗香。很多外国人到北京故宫去参观,惟独不见古时皇家的厕所,都禁不住好奇地询问皇家如何享受解手之乐。中国近代的技术落伍,皇家仍使用无冲水系统的恭桶可见一斑,不过听说主管皇帝出恭的任“官房”之职的太监,在皇宫里地位不低,责任重大,因为要能从皇帝粪便的颜色和气味辨别皇帝的龙体是否安康。反正在《水浒》里的大相国寺中,管东厕的“净头”比管菜园子的“菜头”等级要高一头。当然这些记载还都是关于帝王官宦之家,民间如何解决“出口”问题很少有古代记载。不过日本冲绳古琉球王国从古代中国传来的各种生活技艺中,也包括设在猪圈里的厕所。
世界上第一个冲水马桶是英国贵族约翰·哈灵顿1596年发明的,但由于当时排污系统不完善而没能得到广泛应用。一直到1861年,英国一个管道工托马斯·克莱帕发明了一套先进的节水冲洗系统,厕所才开始进入现代化时期。所以说,现代厕所的发展,与城市排水系统的建立密切相关。
当年中国人看法国古典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改编的同名电影,看到主人翁冉阿让被警察追捕,最后只好到巴黎地下排水道避难的一幕时,都不禁为巴黎那宏大的地下排水系统而折服。早在1200年,巴黎就有了排放雨水与生活污水的露天排水道,地下排水系统则是1370年建造的,现在巴黎使用的地下排水系统,是1850年的一个名叫欧根·贝尔格兰德的人设计的,排水道总长达2 100公里,每天能排放120万立方米的污水。全部用巨石建成的地下排水道,宽阔得可以行车走船,是巴黎的地下之城。
中国古代城市缺少地下排水系统,到晚清的时候,现代公厕才与学校、邮电、铁路等现代制度一起传入中国。《清类钞》中说:某书生考试不中,为了谋生自己建了一座收费公厕,并在厕所上贴了一副对联:“但愿你来我往,最恨屎少屁多。”
目前北京约1 000万市区居民,公厕只有7 000多个,“出口”还是僧多米少。2008年将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正促使北京加快“厕所革命”。据报道,北京要在未来一两年内投资2.4亿元人民币,为148个旅游景区内的747个厕所进行大规模重建和翻新,其中15%的厕所将翻新成四星级公厕。上海市政府为迎接在2010年于上海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也宣布改善厕所为“天下头等大事”。
但仅有政府的努力,是很难实现“厕所革命”的。你在日本会看到,有那么多技术人才和私人公司肯为普通的厕所殚精竭虑,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据说由于许多日本妇女上厕所时习惯以不断地冲水来掩盖令人窘迫的声音,于是就有技术人员发明了流水音乐“声音公主”,它可以模仿冲水的声音,从而大大节约了水资源。日本的厕所之王—东陶机器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其高技术的“小卫生间”确立了自己在业界的地位,这种价格在1 000美元以上的厕所,有照明设备、软管、按钮、遥控器以及温度和水压调节器,过去只限于疗养院和医院使用,但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它进入了约35%的日本家庭。最近,在东京松下公司的研究所里,科学家们还推出一种智能厕所,这种技术能采集并用激光照射尿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检测出糖尿病、肾病,甚至癌症。中国科学院的一位物理学院士曾告诉我,别看马桶是个不起眼的东西,但它的节水系统涉及很多复杂的水流物理原理,令全世界都还在不断研究。
现在“日本厕所协会”每年都要进行“10个最佳公共厕所”的评选活动,并要求网民自愿参观东京的公共厕所并给它们打分,还请人们提供最肮脏厕所的照片,将它们贴在网页上。在纽约,也有一个叫做“最佳公厕”的网站发起了一场评比,对纽约市、华盛顿、波士顿和芝加哥这些每年夏季吸引众多游客的城市的厕所进行评级。
2003年11月19日,来自芬兰、英国、美国、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中国等30个国家的500多名代表,在新加坡展览中心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第一届世界厕所峰会。在会上日本的商家还展示它们设计的“全新节水马桶”,马桶每次冲水量仅为200毫升,是一般抽水马桶用水量的1/30。这次大会还决定把每年的11月19日定为“世界厕所日”,并将成立了一个新的WTO组织。不过这个WTO并不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而是世界公共厕所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与会代表普遍认为,民众的观念和文化素质是决定一个国家厕所改造好坏的关键因素。来自英国的代表,还对本国的公厕发展进行了批评,说 2002年8月英国的公厕已经度过了150岁的生日,但自从1995年以来,英国已经关闭了大约75%的公共卫生间,目前大约8 000个英国人才拥有一个公共厕所,据说这主要是因为维护成本问题。
公厕卫生实际上与人们的健康关系甚大。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上有40%的人口无法享用合理的公共卫生设施,其中有80%居住在亚洲地区,这使得传染病肆虐,每年因此要夺去200万条生命。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关注的主要是产业结构、职业类别、收入水平、生活方式、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宏大的社会变迁,但“厕所革命”也是能够体察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和象征符号。
新华网综合 2005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