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26日，日本朝日啤酒和伊藤忠商事联合出资50亿日元，获得北京啤酒厂55%的股份，日本企业生产的“北京啤洒”成为新的中日经济焦点。技术已经不再是日本企业惟一的手段，投资一直在悄悄影响着中国的市场。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公使井出敬二给出了这样的数字：“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2003年占到了在整个亚洲地区的49.1%，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水平。”用这位上任不到一年的公使的话来说，“中国是日本最成功的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

被广泛认同的中日“政冷经热”，是经济实用主义凯旋的最好解释。日本文化传统中有“有利，有用即有价位”的功利思想，而中国十多年来，恰恰使用的也是“黑猫白猫”理论。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部一等秘书牟野光明说：“投资的主流开始发生在90年代，之前日本来中国投资的数量并不大。”

日本来中国投资加剧，有深刻的国内背景——在美国的压力下，1985年日本被迫签署“广场协议”，日元急剧升值，日本国内生产成本迅速上涨。持续高位的物价让日本企业在很多的生产领域失去了竞争优势，往低工资，低土地价格的东亚地区扩张变成了急迫的出路。以当时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为例，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8-43倍。转移以电机为中心的加工组装业，以及其他制造业，构成了初期的投资领域。

90年代的日本，因“泡沫经济破灭”，在萧条中度过了所谓“失去的10年”。而在这一阶段，欧美公司也开始纷纷抢滩中国，给日本造成极大压力。早野光明介绍说：“到90年代后期，日本投资开始了第二个阶段，将目光转向上海和浙江等华东地区。这时，中国已不单单充当生产基地的角色，也被看作巨大的潜在市场。东芝、松下电器、三洋、三菱等电子类公司，不但在中国生产，也把这里当成了最终的消费市场。作为第三个阶段的目前，日本的投资重心变为北京地区，以利用人力智力资本为主。比如说，日本企业依靠中关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成立研究中心，充分利用这些地方的智力资源。”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爱德华·林肯在一篇介绍日本空心化的文章中提到：日本的传媒在数年内浓墨重彩地描摹日本公司急匆匆地奔赴中国，争夺市场和参与投资的形象。日方担心，生产基地移居邻国有可能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的“空心化”。这种担心在爱德华看来是很站不住脚的，他认为，日本对美国的投资才是大头。以2003年为例，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占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8.7%，美国了29.3%。“如果你担心‘空心化’，是不用担心输出给中国的低工资和低生产率的工作机会的，倒是要考虑一下，让给欧美的高生产率高工资的代价。”爱德华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认为没必要担心所谓的空心化问题，我所惊奇的倒是，当真正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时候，日本媒体的视线反倒停留在中国。”众所周知的两国相互抵触、相互警惕的心理被这位关国学者调侃了一番。

2004年8月17日的《南华早报》有一篇《中国苦涩的收获》的长篇报道，导语中提到：“外国力量对中国经济的支持，最终却培育了国内精英阶层几近仇外的民族情绪。许多45岁以上的经理，企业家和其他高管人员，抱怨他们正承受着外来者的重重剥削。”作者罗伯特给出这样的观点：“事实恰好相反，如果用‘创造’一词不准确的话，正是外来者‘塑造’了中国这样一个群体。”言下之意，大抵中国人应该对这种投资所构成的“塑造”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