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川先生旅居日本期间，拍摄了一些图片，并记录了一些文字。在这些文字和图片中，对日本的都市外观和社会的风俗人情做了真实的描绘。
江苏人民出版社将其整理为《东京记》出版。本版内容即摘自该书。
搭快车
东京的交通极其便利舒服，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列车车厢座椅下面的暖气。冬天，坐在上面温暖舒适，如同坐在自家的沙发上，一会儿就昏昏欲睡了。回国以后发现北京的一线地铁变得舒适干净，可惜，脑袋顶上没有像东京车厢里那样的行李架。这行李架，不仅是为了放行李重物，更多的用处是放看完的报纸杂志，乘客无聊时取下来，随意翻阅。
我在新木场的夜工是搬报纸，近水楼台，每次下工都要拿一两份第二天的早报路上消遣。因为路程远，两份报来不及到站就都看完了，我便随手置于架子上。车到了新宿，上来很多人。有一次，一男一女挤在我身前，男的随手从架上取下我刚扔的报，看了一会儿，扭头惊讶地对女的说：“明天的报。下车时，我把手里的一份也递给他：“这张也是明天的。
在学校的研究所里，我看了很多关于东京的记录片，有不少是欧美导演的作品，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喜欢拍东京人在电车里熟睡的样子。我琢磨了一下，可能放之四海，像东京人这样大规模地在车厢里集体睡觉的现象很少见，这类镜头于是成了“经济动物们的标准像。
东京人每天像蚂蚁一样忙碌在路上，他们好像对铁路已经有了一种特殊的心情，一种“视车如归的心情。在公司紧张地工作，在家紧张地休息。只有在车里，才是最放松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一切都很准时：车会按时来，车会准时把你送到目的地。车厢里好像有一段超越现实的时空。所以只有在那儿，他们才会安然地睡去。
东京便利的交通主要是靠地铁和JR线。JR是日本铁路的英文缩写，贯穿日本所有的角落。在城市里，你可以叫它地上铁，或者轻轨；日本人管它叫电车。日本的第一条铁路叫东海道线，从新桥到横滨，当时有一句歌词叫“汽笛一声新桥，今天新桥站前不仅展放着那第一台机车头，附近很多店铺也取名字叫“一声馆、“一声屋之类的。日本人爱修铁路，过去在我国东北和台湾省也修了不少，看侯孝贤的电影，台湾“电车的风景就与日本何其相似：车窗玻璃贴着民房和灌木疾驶，好像乡村里活动的铁皮房子。
东京寸地寸金，铁路却是密密麻麻，欧美人站在车站的路线图前都要商量半天，一错眼一条线就钻进了乱麻里。为了辨别方便，不同的线用不同颜色的标记注明，而这颜色又与实际车身的颜色统一，所以看到绿白相间，就知道是山手线（东京的环城线），一看桔黄色的就知道是中央线（横贯东京东西）。
为了这不能错眼的铁道线畅通、效率、安全，准时当然必不可少。大家上学、上班常坐的车，心里都有一本时刻表。只要你踩着点儿去，车准就在站台上乖乖地等着。有些枢纽站，一个站台两边的车同时进站，这边开门，你走过去，那边的门正好也开了，供你换车方便。站台边都有停车标记，画着车厢的位置、车门的位置，等车的人会自觉地排队站好。车停了，丝毫不差；差了，不开门再倒回来，对准了才开门。闭着眼睛从这边车厢走进那边车厢，绝不会掉进站台里，也不会撞在玻璃上。我们在东京常常回忆起过去北京的公交车：没点儿，一来来一串，不来时真不来。远远地看见它了，心急的人都挤到了马路中央，车干脆离站200米停了，同志们急忙奔将过去，它又动了，开到那边离站200米的地方又停了；几个身手矫健、判断能力强的挤上去，车门“啪地一关，走了；上了车的敢怒不敢言，庆幸还来不及呢，没上去的在下面这个骂呀。每次说到这些，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大呼东京没劲儿，缺少戏剧性。
东京的铁路仍然以每年一两条线的速度增长。在本来就过于密集的建筑群里，又挤压出一道道独特的城市风景。
也许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车站的商店里卖不出什么好东西，都是蒙外地人的，东京则不然。商场、商店、消费娱乐场所都是集中在车站附近，下班下学随手要买的东西、要发泄的欲望都可以在这儿解决。很多东京人对离家一公里以外的地区甚至是不熟悉的，这座城市被铁道割裂成无数部分，以站为单位，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经济圈。1999年2月《东京人》杂志推出了一本特集，叫《中央线的魔力》，囊括描述了中央线附近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吃喝玩乐据点、风土民情、文化场所，可以说是一部“站文化的小百科全书。知道怎么坐车、倒车对于东京人来说就足够了，根本无须去认路。在家与公司的两点一线内该有的都有了，花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到处溜达，得到的也只不过是类似的东西。习惯了这种生活，你会感觉到，方便给人带来不自由。
我后来才发现，我自己的多数照片也是与铁路、车站相联系的，打工、上学、回家把我紧紧禁锢于车厢里。回想起来，对于这种生活，多少有些悲哀。那段日子，我愿意把它分成“地铁时代和“JR时代。我的“地铁时代是最苦的，那时每天坐地铁上学上工看不到头，我记得第一次收到家里的信，坐在空空荡荡的车厢里竟不敢打开，然后是边看边装着打哈欠，生怕周围的人看见我在哭。“JR时代，我已经搬了家，进了大学研究所，感觉好像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却终于还是没有终结的忍耐。地铁与JR完全不同，它总有一种中年人的干净与暮色，有一种稍稍放久了的柠檬酸味；JR则是满窗的风景，能感受到风。
我看看那些照片，想起当时有些陌生人，因为这照片，又在路上碰见，竟成了“熟人，他们也许永远也不会认识我：
刚刚结束工作坐上早班车妓女的怅然；午夜的醉倒者；变换的广告牌；站台上70年代打扮看色情杂志的人；忍者神龟般的老者；凌晨5点，拥抱取暖的情侣。
东京的厕所
东京的公厕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我回想起来，就是普通的公厕，没有北京公厕那样一道“影壁，外面只有一道小墙稍微遮挡一下，挡的也很模棱两可，从一面好像总能看见些什么，结果是毕露无疑，和当众小便没什么区别。其实日本人对有没有遮挡并不真正在意。
周五的晚上，东京都是随地大小便的天堂。三两个衣冠楚楚的上班族夹着几个女同事，解开文明扣就在路边“哗哗哗起来，女士就在边上亭亭玉立地等着，丝毫没有不快。那天好像就应该更放纵些才对，虽然每天下班后都要喝酒放纵，但周五显然更有纪念意义。最触目惊心的一幕是我们的一位日本女老师告诉我的：一个中年上班族醉熏熏地在地铁里便溺，冲着进站的列车。
过去日本人在上茅房这件事上，我记得是很有追求的。文化巨人谷岐润一郎专门写过《关于厕所》。他提到一家给他印象颇深的厕所：“在大和地方的上市，那是一家馄饨屋，房舍深处面临吉野川河滩，厕所设在二楼，当我跨开两腿向下窥视，可以看到令人头晕目眩的下面远处河滩的泥土和野草，菜地上油菜花盛开，蝴蝶纷飞，行人往来，一切都历历在目。我脚踏的木板下面，除了空气以外便空无一物，那些从我肛门排泄出来的物体，从几十尺的高空落下，掠过蝴蝶的粉翅和行人的头顶……它那飞略下坠的光景虽然依稀可见，但却听不到像青蛙跳进水似的扑通之声，也没有臭气熏鼻。
古崎最厌恶西方式的雪白的瓷缸马桶，他的理想是用牵牛花和杉树叶塞满便池，“因为有了杉树叶，本来很快流走的便溺也不流了，而是点点滴滴地在叶子之间优哉优哉地渗下去。过去中国皇宫里上厕所，听说用的是桶，桶底铺上炒焦了的枣，屎砸下去，枣轻，翻个个儿屎就沉到底下，焦枣又香，什么味儿都能盖住。然后太监再把桶抬出去。
东方文明在上茅房这件事上可算是幽雅到极致了。在西方，中世纪末的法国皇宫里擦屁股还用一根从屋顶上吊下来的粗麻绳。皇上用完了皇后用，皇后用完了宠臣用，都使那一根，常年不换。可现在，白瓷马桶统治了全世界。还有谁有功夫追求古崎那幽微的情调。
现代的日本人可能听了谷崎的另一句话：“厕所最好尽量接近土地，设在亲近自然的地方，例如在野草丛中，可以一面仰视青天一面排泄，类似这样粗野、原始的厕所，最叫人心情舒畅。我理解，就是随地大小便，舒畅是舒畅，有点落魄。
有一个日本年轻的朋友，叫岗本的，曾经练过柔道，也曾经来过北京，大概是十年前吧。北京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当年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两侧的大厕所：那么巨大，那么多坑儿，中间没有丝毫遮挡，大家面对面蹲着、对视着，他觉得自己的眼睛没处放，而对面的人却一副享受的样子。这奇妙的经验使他每逢中国人就问，“你们家的厕所是什么样的？
我很想告诉他，在中国人心目中厕所不仅是用来排泄的，更是用来交流的。像岗本所说的那万坑齐备毫无间距的地方，每个北京人都有在里问寒问暖问“您吃了吗家常里短的经验。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北京旧家楼下的公厕。
楼下是一条胡同，我们的窗户正好对着一个公共厕所，那间屋有如音箱，事无巨细纷至沓来，清楚得好像有人在门外说话，不听也得听：谁家小二娶了个哑巴；谁手壮昨晚囫了一条龙；谁发了谁陪了。虽然没见过他们的面，听声儿我就大致知道是谁在如厕。
每天上午都有打扫厕所的一中年女人在外面喊：“男厕所有人吗。有一天里面传出了“有的声音，她在外面等，里面半天没动静，催：“您不能快点儿吗？里面说：“你以为是吃饭呐，想快就快。外面：“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呀，蹲长了，大肠下坠。里面：“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过这村没这店儿了。外面：“那您憋会儿。我弄完了您再痛快。里面：“没听说过。这就是一口气儿的事儿，再进来，没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了，女的问：“里面还有人吗？答：“还有一个。女的又等了半天，其实没人。
日本人就不讲究这些，你正“忙呢，进来一个老太太，对你熟视无睹该打扫哪儿打扫哪儿，刚到日本的同志反映“尿不出尿来”。
收费厕所是中国特色，我在日本没见过。我的朋友阿蓝从广东来北京，在王府井上厕所，交完钱领手纸，老头儿只给了他一巴掌长的，他说“长度不够，老头儿说：“人家都够，怎么就你不够呀？阿蓝立刻表示愿意花钱再买一张，老头儿那北京人的气节上来了：“给钱也不卖。
日本人更想不到，在中国上厕所也是人情交易的场合，一个朋友就曾拍着胸脯对我说：“以后再去宣武门路口的那家收费厕所别给钱，提我，那是我们家邻居开的，熟人。
虽然，中国茅房已经全盘西化了，但还是有差距，日本到哪儿的厕所，纸总是不可少的预备着。我们的新式厕所似乎比日本体面得多，很多还实现了自动化，却没纸。我的一位朋友曾用公共汽车票擦过屁股，而他旁边的人至少使着三尺长的纸，馋得他呀。
阿城的《厕所》里也写过纸的事，老吴上茅房没带纸，等着第二个人来了借，结果也没带，一直等到第五个，都是憋着借别人纸呢；五个人蹲着聊天，等了一个小时，不见人来，老吴站起来系好裤子，说，我的晾干了。
现代化了，生活中多了方便少了可爱的缺陷。早晚是古老的笑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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