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那个时代的日本政府，虽然一路高喊“文明开化”的口号，但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加强海外妓女的管理。说到底，海外妓女的存在，一则解决国内的部分贫困问题，二来可赚取外汇，并透过海外形成的风化区，促进日本经济的顺利输出。

海外妓女，对近代日本的原始资本积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明治结束，日本资本主义基本确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在这种前提下，日本政府更侧重于依靠荷枪实弹的皇军战士拓展海外市场。同时，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告一段落，日本帝国开始考虑其国际形象。毕竟，“娼妓尖兵”的海外开拓，不是件光彩的事情。于是乎，日本政府振作精神，决心发布关于海外卖春妇的禁令。但巧合的是，日本政府刚刚决定废娼，因其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爆发了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使得日本出口锐减，国家外汇收入濒于枯竭。

怎么办？日本政府马上决定废娼令缓行，让海外的娼妓同志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为帝国的兴旺再站几年岗。由于妓女同志们的“杰出表现”，日本顺利熬过南洋华侨抵制日货的风浪。之后，这批娼妓被日本政府送上船，送到长崎后就地遣散。这群把青春和身体都献给日本帝国资本原始积累“伟大事业”的“性工作者”，竟未能获得政府的一丁点支援，她们回到故乡后，衣食无着，不少年迈妓女只能含恨自杀。从女性解放的立场来看，这群妇女是日本整个罪恶制度的牺牲品，她们充当的是日本国家侵略政策沉痛的陪葬品。对此，我们应当对她们寄以真挚的同情。

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虽然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其效果和影响是有限的。一则是海外妓女遍地开花，日本政府鞭长莫及；二则是日本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安排。海外妓女“从良”后究竟如何生活，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成为空文，废娼令自然难以向纵深推进。 随着日本军队占领南洋，原先在这里的妓女再加上随军队远征的军妓，两支“妓军”顺利会合，日妓的数量空前膨胀。连当时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建成了日本艺妓馆，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的部队，被人戏称为“大和部队”。当时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颇觉脸上无光，狠狠心把一部分军妓遣送回国了事。和海外妓女“先遣团”相比，这批服务于军队的妓女，自然有了服务于“圣战”的“崇高信念”，与先辈的“献身”资本原始积累，就有了一定的目标区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日本妓女和军队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他们作为两把插向世界的有力武器，文武兼备、刚柔并兼，形成了日本帝国特有的景象。

日本娼妓野史的真正衰败，应当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群以卖身、卖笑为生的女人，丧失了其服务的主要对象——大日本皇军，更沉沦于“圣战”理想幻灭的痛苦。在丧失了祖国家园的屈辱大背景下，她们被迫另寻出路。她们承受的苦难，实际上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日本败战后的上海，一群日本妓女如热锅上的蚂蚁，她们卷着金银珠宝，却不知道路在何方。她们坐在人力车上，任凭车夫在上海马路上四处游晃，到夜深人静，车夫已精疲力竭，而日本女人脑子里依旧一片空白。最后车夫曰：“妹妹你到底要去何方？”日本女人曰：“妹妹无处可去，只请哥哥收留。”同是天涯沦落人，车夫生活于社会最底层，求温饱尚是个问题，天上突然掉下个有钱有貌的妹妹，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双双钻进了车夫在黄浦江边搭的破茅屋。

这不是笔者编的故事，翻阅1945年日本败战后的上海旧报纸，这样的“喜剧”故事随处可见，那群日本妓女的生存状况，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六

尽管现代日本刻意回避这么一段“辉煌的”娼妓史，但它给近代日本包括整个亚洲投下的浓厚影子，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日本源远流长的娼妓文化，它的一整套理念、运作制度、管理制度，影响极其深远。清朝末年，清政府鉴于中国娼妓管理的混乱局面，曾考虑仿照日本“先进经验”，创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娼妓管理体系。

日本的“慰安妇”制度，目前已成为臭名昭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性侵略、性虐待的代名词。但考察日本近代娼妓史，我们可以知道，“慰安妇”制度不是一种临时的、即兴的措施，相反，它是日本娼妓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当我们看到日本妓女在国家的纵容下义无反顾奔赴世界各地时，我们也就能明白，日本招幕成千上万的“慰安妇”，为屠杀异国人民的鬼子兵提供性服务，这并不是唐突的偶然，而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归宿。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慰安妇”制度，曾给台湾的蒋介石以深刻的启发。国民党溃败大陆，台湾弹丸之地，如何收容几十万青年壮丁？蒋介石“师夷之长技”在军中成立“八三一军中特约茶室”。该茶室自马祖南竿复兴村设立之后，金门、马祖等地纷纷仿效，后来势力扩张至澎湖和台湾本岛。茶室的随军妓女在大门口都挂有一副“不让须眉”的对联——大丈夫效命疆场，小女子献身报国。这幅对联一挂就是四十年。直到1992年金门、马祖的“小女子”们全部“转业”，对联才被送进历史博物馆。

蒋介石活用日本“慰安妇”制度，解决了兵士“打野炮”的难题，而且又不骚扰民间良家妇女，可谓一箭双雕。日本罪恶的“慰安妇”制度，替蒋介石稳住了阵脚，怪不得老蒋对日本特别宽容，要口口声声主张“以德报怨”了。对于这个问题，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其《中国性研究》中有详尽描述，笔者在此不作详细展开。

七

败战后的日本政府，面临百废待新的严峻局面，如何从美军的铁蹄下解放自己、振兴自己，成为他们首要的课题。日本进出亚洲，进军世界的第一把尖刀——大日本帝国皇军，惨遭围歼，刀刃已钝、元气大伤，要重振雄风有待时日。而第二把尖刀——日本的娼妓，则长江前浪推后浪，完全拥有信手拈来、卷土重来之能力。当时的日本指导层，审时度势，决心放手依靠“辉煌”的娼妓文化，拯救日本于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乎，1945年8月18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长向日本政府各厅和地方府县长官发出《关于进驻军特殊慰安设施等警备要点》的指令。指令要求在美军驻地设立特殊慰安设施。同时，这些设施归当地警察署长直接管理，署长须对性营业进行积极指导，并对设施内部的装备要迅速“充实改良”，以提高妓女同志们的“革命积极性”和“战斗力”。

8月28日，日本在庄严的皇宫广场召开“誓师”大会，公开宣布成立“世界上最大的卖淫托拉斯”——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简称PAA）。鉴于运作起动经费困难，副理事长野本源泉次郎亲自出面找到大藏省主税局局长池田勇人（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池田首相），请他帮忙以融资的形式通过劝业银行提供1亿日元。据说池田大手一挥，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美国占领军先头部队予定于8月30日登陆日本。日本政府行动果断，8月27日就在美军登陆必经之地大森开设了慰安所，取名“小町园”，这名字取自传说中的日本第一美女——小野小町。为充实和壮大“黄色娘子军”队伍的威慑力，PAA在繁华街银座树起了一块大招牌，上面写道：“告新日本女性——作为战后处理国家紧急设施的一部分，恳请新日本女性率先协助参加慰安驻军的伟大事业”。这份架势，颇有中国当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悲壮和崇高感。

日本的这把“黄色尖刀”，果然久经考验、越磨越利。美国大兵靠一时之蛮勇，杀得日本皇军片甲不留，但遇上日本黄色娘子军之“温柔陷井”，只有束手就擒之份儿。大兵们在日本肉弹的攻击下全线崩溃，梅毒、淋病等四处蔓延，而黄色娘子军们越战越勇、越战越神，PAA在东京都内的银座、赤羽、小岩和立川、调布、福生、青梅等地先后开张33家特殊慰安设施，前后募集到2万至5万的妓女“主力军”。

麦克阿瑟傻了眼，这没有硝烟只有“肉弹”的战争，他没见过，他想回西点军校“进修”，但那里的先生也搞不明白日本人这“玩艺儿”，眼看着美国占领军要被“黄色娘子军”占领，麦克阿瑟也顾不上绅士风度，顾不上“公平竞争”的原则，干脆用武力将PAA解散了事。PAA从成立到解散，仅半年时间。但就是这半年，几乎摧垮了美国大兵的战斗力，从中也可体会到日本黄色娘子军这把“尖刀”的威力无穷。

尾 声

综观日本近代娼妓史，我们可发现，它的繁盛，都与日本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黄色娘子军”为日本的原始积累、为日本的经济输出和军事侵略作出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奉献”。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日本对娼妓的存在与发展始终存在着“温存”和“感恩”的一面。

另一方面，历史悠久的日本娼妓文化，也深刻地影响着大和民族的“性观念”和价值取向。荷兰学者伊思·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书中称日本为“无罪性娱乐天堂”，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妓女从未像江户时代的艺妓那样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起过如此突出的重要作用”。而日本作家野坂昭如在《色情者》这部小说中，更提高妓女的“革命品位”，直言日本文化环境中妓女对于日本男性具有“母亲”的象征主义。

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日本对其“娼妓文化”都抱着相当“宽容”的态度，真是在这种气氛之下，现代日本的性犯罪、性奴隶问题层出不穷，日本的色情业也随之久盛不衰。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以当年的历史教训为鉴,撕破脸面，举起“大棒”敲打日本这个“亲密盟友”的屁股，也就完全可以被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