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东京7月29日电记者柳晓力报道：由人民日报社和朝日新闻社共同主办的“中日文化交流论坛·遣唐使研讨会”，今天在日本东京举行。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东野治之发表题为“井真成的墓志”的讲话，全文如下：
一，墓志的史料性格
去年秋天在中国西安公布的井真成的墓志，作为首次面世的遣唐留学生的墓志，引起了中日各界极大的关注。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一史料？其对遣唐使及日中交流史的研究意义何在？对此问题，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墓志由“身”和“盖”两部分组成，这一形式有别于日本墓志，完全是中国样式。碑体表面经过打磨后，划有线刻界格，刻有秀丽的志文。中国墓志的通常写法是先对死者生前的官职、姓名、出身、事迹、去世年月、安葬地等饰以丽词，其后再附以悼念死者的押韵文字。墓志的大小，大致由墓主的地位决定，然而，也不乏志文的行数与每行的字数相一致的情况。井真成的墓志，规格较小，末尾留有余白，志文上也未见有装饰文样，因此，可以说，在中国的墓志中，这是比较粗糙的作品。就墓志内容而言，以下四点较为大家关注：
1、 虽见死后追授官职，却无生前官职记载。
2、 未见真成的出身及具体经历。
3、 真成乃受命入唐。
4、 真成骑马至中国。
首先，既然是受命入唐，真成当为正式的政府使节，也就是所谓的遣唐使，结合后段关于其学习情况的叙述，可以肯定，他是作为遣唐留学生被派遣到中国的。根据真成辞世年和派遣年推测，真成随717年（养老元年）出发的第九次遣唐使入唐，在唐大约渡过了十八年。同时入唐的还有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大和长冈、玄昉等。
可是，随733年（天平五年）出发的第十次遣唐使渡唐的可能也是存在的。不过如此一来，从真成35岁的年龄推测，其不可能是留学生，而是随同次遣唐使回国的请益生。但是很难想像，作为三十过半的人，在日本没有一官半职。官员入唐后，即使在日本的官职被改变，其称呼也依然会被保留，这一点，可从石山寺收藏的《遗教经》跋文中获知。墓志中当然也应对此有所反映。如果真成是使节中的一员，其日本官职未见记载一事便越发难以理解。因此，基本可以断定，真成不可能在733年入唐。
从其在求学途中骤亡的记载来看，真成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唐朝均未获取官职，他只是作为一名学生留在唐朝。
然而，如此一来，又引出下述议论：
a、 墓志中，有“束带朝”之语。这是否意味着，真成曾作为官员穿戴朝服上朝呢？
b、 真成是亡于“官弟（第）”，莫非曾身居官邸？
与a用例相似的文字表现有《论语》子罕的“束带立朝”，墓志的志文无疑是直接或间接地参考了这一用法，在《论语》中，这是一假定用法，其意思是“如果束带立于朝，就是可以接待外宾的大人物”。墓志也是说“如果束带出仕朝廷，就无人能与之匹敌”。因此，这句话不能作为真成曾任官的证据。
至于b，官第的实态是问题所在。参考隋大业年间的宫人墓志，即使是写做“第”，实际也可能是指一栋栋的宿舍。真成去世的地方，也可能是留学生起居用的、像僧坊似的建筑。
基于上述考虑，真成最终还是以留学生的身份结束其生涯。下道真备在唐也是十八年，未有任何出仕唐朝的迹象，最后也是作为留学生回归祖国的。因此，可以认为，这一形式的在留是被唐朝政府承认的。因为是来自遥远的日本，在下一回遣唐使来华之前，可一直被视作留学生对待。
下一个问题，是墓志的作者。从上面所举的2和4的特征来看，我们不得不认为其与日本人没有关系。很可能是以撰写碑文和墓志为业的著作郎。
二，墓志内容的可靠性
既然这一墓志具有上述史料性格，我们是否可以完全相信其所述内容，便重新成为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1、 真成真的是俊才吗？
2、 所谓追授官职是否属实。
关于第1点，因为缺乏其它有关真成的史料，我们无意给出确切的答案。大致可以认为这是事实。可供参考的，是遣唐使的人选。从《怀风藻》中的石上乙麻吕传来看，乙麻吕虽然没有入唐，但也由此可知遣唐使节的任命，对人选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作为留学生，拥有相当的学识无疑是派遣的必要条件。真成是当时颇为优秀的人才这一点，应该不会是夸大之辞。至于真成在唐朝学习的具体内容，墓志中没有记载，从字面上看，当是以儒教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学问。
关于第2点玄宗皇帝下诏赠官一事，也并非毫无疑问。但是，从日本在唐享受的优厚待遇来看，对唐而言，日本可谓是满足其中华意识的绝好存在。因此，赠官可理解为这种意识的一个反映。象真成这样本人已去世的前提下，给一些特别的待遇是被允许的，这一看法应该不会离事实太远。如此看来，井真成的墓志，是站在唐朝的立场上，表达了对前途远大却英年早逝的俊才的真切悼念之情。经唐人之手完成的这一墓志，让我们窥探到了当时日唐间的连带意识。
那么，井真成的日本名字究竟是什么。作为入唐者的通常情况，姓氏常被缩减为具有中国特征的一个字，真成当是本名。详细论述留待他稿，简单而言，“井”可能是“葛井连”。葛井氏原称白猪氏，乃渡来系氏族，在对外关系和吸收中国文化方面人才辈出，根据地在河内国志纪郡（今大阪府藤井寺市）。
如前所述，真成辞世的734年正月，前一年来唐的遣唐使尚未回国，如果真成不出意外，很有可能会随他们归国。但是，天平期遣唐使被允许自由行动大概在四月以后。因此，日本遣唐使来华的消息即使传到真成那里，当时双方也不可能在长安有所接触。如此一来，真成尚未实现与故国使者相见的心愿，就已撒手人寰。如此真成的墓志完全没有反映日本的情报也就可以理解了。
前面说过，从墓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唐人的哀悼之情，墓志末尾的文字，被视为真成心境的代言，在充分理解真成所处环境的基础上，我们也不妨认为，这是唐人的真情流露。
【付记】本稿是笔者《井真成墓志与天平遣唐使》（东京国立博物馆《遣唐使与唐朝美术》，朝日新闻社，2005年）一文的概要。希望能同时参考拙文《解读井真成墓志》（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课题《遣唐使眼中的中国与日本》，朝日选书，2005年）。（翻译：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江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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