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成寻访问的第一座大城市，他初到杭州，便与中国官府有了交往。但他在中国的旅行，受到了严密监控。在他去天台山之前，他需要得到官府许可的旅行文书。在等待巡行中国的旅行申请许可的过程中，得到了他的翻译、一位曾五次赴日并精通日语的中国商人帮助。在杭州，他还遇到了一位会讲日语的高丽人。另外，他还得到当地商人和佛教僧侣的帮助。在他向天台山进发的途中，官员们定期地检查其证件。在他向中央政府申请旅行许可时，他已完全意识到这些官员的价值，并把他们记载在日记中。我们发现许多文书并非是发给成寻，而是给他的翻译的。作为一个陌生的外国僧人，他的地位显然只是作为他新找到的中国伙伴的被监护人。而当中央政府命他赴京觐见皇帝并成为国宾时，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地方官员已很乐意与之交往了。他与中国官府的交往，从此成为贯穿其日记的固定主题。

有两件发生在京城的事，尤其显示了他对中国主人的态度。在他到达中国国都时，中国朝廷询问了一系列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和他的回答全部记在日记中：

问日本风俗。答，学文武之道，以唐朝为基。一问京内里数多少。答，九条三十八里也，以四里为一条、三十六里，一条北边二里。一问，京内人屋数多少。答二十万家，西京南京不知定数，多多也。

一问，人户多少。答，不知几亿万。一问，本国四至北界。答，东西七千七百里，南北五千里。

一问，国都邑多少。答，州六十八，郡有九百八十一。一问，本国王甚呼。答，或称皇帝，或号圣主。

一问，有百姓号。答，有百姓号，以藤原、源、平、橘等为高姓。其余百姓，不遑委记。

一问，本国相去明州至近，因何不通中国。答，本国相去明州海沿之间，不知几里数，或云七千余里，或云五千里，波高无泊，难通中国。

一问，本国贵官有是何名目。答，大政大臣一人、左大臣一人、右大臣一人、内大臣一人、大纳言四人、中纳言六人、参议八人，是名上卿。

一问，本国世系三藏云，神代人代名世系。答，本国世系神代七代：第一国常立尊；第二伊诺伊册尊；第三大日灵贵，亦名天照大神，日天子始生为帝王，后登高天照天下，故名大日本国；第四正胜尊；第五彦尊，治三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二年，前王太子也；第六彦火火出见尊，治六十三万七千八百九十二年，前王第二子；第七彦尊，治八十三万六千四十二年。次人代：第一神武天皇，治八十七年，前王第四子也。第七十一代今上国主，皆承神氏。

一问，本国四时寒暑，与中国同不同。答，本国四时寒暑与中国同。

一问，自明州至日本国，先到何州郡，去国王所都近远。答，自明州至日国本[本国]大宰府筑前国博多津，从津去国王所都二千七百里。

一问，本国要用汉地是何物货。答，本国要用汉地香、药、茶垸、锦、苏芳等也。

一问，本国有是何禽兽。答，本国无师子、驴羊、孔雀、鹦鹉等，余类皆有。

一问，本国王姓氏。答，本国王无姓。

一问，本国去毛国近远。答，去毛国近远不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四，熙宁五年十月十五日条）

官府所提问题和成寻的回答十分有趣。虽然这些均值得研究，但在此只讨论与成寻民族认同感有关的几个问题。例如，令即便是近代最狂热的天皇崇拜者也会高兴的是，成寻强调了日本皇室神圣的血统。但同时令崇拜者迷惑不解的是，成寻关于神传时代皇室家谱的说法，似乎有悖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古籍中所阐述的创世神话。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成寻对这些问题未必十分了解，所以他即兴为他的外国听众杜撰一个貌似真实、却又感人的说法。这是一个对细节有增有减的大杂烩，那些古怪的神灵名字被压缩了，如正哉吾胜胜速日天忍穗耳尊，变成了正胜尊。同时，神灵的统治时期被无限夸大，有的神灵君临千万年。在其它传说中，这是前所未闻的，实际上通常认为神武天皇只有76岁。

同样地，日本的人口数字也被夸大。例如，成寻从日本到中国的路程估计大约是800公里，而成寻却声称有20，000到28，000公里之间。然而，在他的日记的前一部分，他曾估计该距离为3，000公里，或者大约12，000公里。这一数字仍然大约是实际数字的差不多4倍，但这不足于解释为何日本久不通中国。其他数字也夸大了。成寻究竟是否故意夸大这些数字，已不可考。无论如何，成寻欲强调的一点是日本乃一文明大国。

后来，当成寻受命祈雨时，他再次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作为本国代表的身份。他发誓三天内祈雨成功。首先，他想显示一下他的教派和他所从事的宗教仪式的（莲花经）神力。成功的祈祷会激发人们信仰佛经。其次，他想回报中国皇帝的厚遇。第三，尽管以前也有许多僧侣来华，但从没有外来僧奉命祈雨之事。如果他祈雨失败，将使日本国蒙羞。成寻不仅是一个朝圣的僧人，他已成为日本国的代表，因而决心要在中国留下美好印象。鉴此，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功，最终又奉命祈祷雨停，他同样不辱使命。当被问及在日本有无如此成功的先例时，他回答说有许多人的能力在他之上。但不知他是在炫耀日本祈雨者，还是自谦用语。

最后，在信仰方面，成寻透露说，尽管有时他可能是民族主义者，但也可能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如果成寻经常同官府打交道，他与中国佛教界的接触就更多。在华期间，每当他不出游时，便在寺院和其他僧人互相交流。成寻所交往的多为中国僧人，有时也遇到来自亚洲其它国家的僧人。尽管他的地理概念未必准确，但可以确认有当时许多天竺僧人，如日记中记载的黑皮肤的人，很可能来自印度南部或者斯里兰卡。此外，还有来自西域的僧人。成寻很自然、融洽地和他们交往。对于一个十一世纪的日本人来说，黑皮肤肯定很新奇，然而成寻认为这是一个次要的细节，未加过多关注。假如说他在与中国官府打交道时，带有民族主义倾向，那么他融入中国佛教社会则无任何不和谐音符。

然而，他对待当时寺院的态度不同于以前的日本人，反映了一种全新的民族自豪感。以前的日本朝圣者来华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知识，探讨佛学问题，然后把佛典等带回国内。但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的佛教已成熟到可以向中国输送经文的地步，他们希望在中国找到受众，这并非表明日本人夜郎自大，实际上，他们开始以佛学平等者的身份与中国同仁打交道，成寻本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成寻入宋巡礼的主要目的在于拜访圣迹。同时，他对中国佛教的新发展，也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当他见到日本人此前并不了解的佛僧诗人寒山的著作时，便托弟子带一册回国。在宋都开封，他注意到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庞大的佛经翻译机构——传法院。同样，他也求赐新译大藏经而带回日本。成寻和此前日本的朝圣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入宋时带来了日本的佛典，包括他自己的著作。他和中国僧人共同学习研究这些著作。当一位中国僧人对成寻所主持的佛教仪式感兴趣时，他就主动地示教。成寻没有刻意去搜求新的教义与作法。然而，到了十一世纪，一个日本僧人有所教又有所学，而且他积极地参与了这一文化交流。如果说他对有些僧人的偶然的无知比较挑剔的话，他对那些有学问的僧人却尊敬有加。当他观察到在天台山一寺院里，道教的神明被人顶礼膜拜时，他很快联想到在比叡山被人膜拜的神道神灵。对成寻来说，即使信仰不是绝对的，至少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国界。

综上所述，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成寻不同于他的母亲，他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这是一个最终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依照传统的观点，把民族主义看作是一种近代现象，在成寻及其母亲的爱好上寻找民族主义是错误的，正如《爱国百人诗》的编辑们错误地把成寻的母亲诠释为一位爱国者一样，如果我们把他看作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话，我们同样会误解成寻。正如《大英百科全书》的正确解释那样，在民族主义崛起之前，忠诚是 “针对封建领主和封建帝王，针对王朝国家，针对宗教组织和教派”。当然在随后的时代，日本人的忠诚集中针对天皇，而中国人的忠诚对象强调针对封建王朝。就成寻而言，情况会更为复杂。他的确对某一王朝表达过忠诚，但不象对其他类似的王室，这种忠诚，被视为对日本国相邻的国家的忠诚。从根本上来说，王朝和国家是统一的。尽管成寻也对并无国界的佛教信仰忠诚，但这并不与他作为一个日本人强烈的认同感发生冲突，故《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并不完全适合成寻的情况。

然而，成寻的民族主义确实缺乏一个关键因素。在近代欧洲和日本，民族主义表现为或者至少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所有国民共有的一种情感。我们很难把成寻视为他那个时代典型的日本人。他既为僧人，又是一位与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贵族。其父为藤原氏，其母为源氏，二人均是出身于贵族阶层、享有特权的家族。此外，成寻在佛教界也是高僧，他曾作为护持僧，应召为天皇和摄政王祈告康复。今天我们无从了解，他的观点是否为他那个时代的日本百姓所广泛接受，因为实际上只是在随后很久的时代才了解当时流行的观点。后来的民族主义者――那些把他母亲的诗歌编入诗集的人――肯定会把这种证据的缺失解释为成寻的观点就是规范，他的所有观点在他那个时代都是爱国主义的。更似是而非的是，一些学者一直承认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结的存在，甚至存在于他们自己也不太赞同有真正民族主义的萌芽时期。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种族）认同感，另一些人把一度仅仅在精英阶层中发现的民族认同感，与近代为多数人所共有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成寻的民族主义毫无疑问属于精英一类，而非大众的。然而，如果成寻的例子不能证明在古代日本存在着民族主义，但它的确表明，当十九世纪的日本人开始宣传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时，他们所使用的素材不纯粹是他们的发明。我们至少可以在早期日本社会的某些阶层发现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

——本文原载《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学部付属研究所年报》（1998年），原文为英文，题目为《日本民族主义：古代与现代》，中文题目乃译者根据其内容所加。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