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方传教士的中国化策略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教义，其中最富盛名的当属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法国传教士白晋、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等。

然而，在利玛窦之前就有不少传教士来中国试图传教，但都没有成功。他们向皇上或地方官员贡上礼物后，大都是被赐予厚礼，招待好酒好菜后被礼送回船上，责令哪来哪去，不得多耽一天。这些传教士无可奈何的说：“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去尝试着接近月球。”

不过利玛窦却没带一兵一卒登上了“月球”。一五八三年，31岁的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定居传教。利玛窦是一个极精明务实的，他在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后，采取了一条类似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策略性路线，终于成功登上“月球”。

利玛窦刻苦学习中文和儒家经典，了解中国风土人情，甚至穿上僧侣服来讲解天主教教义。与此同时，他展现的精美地图《万国舆图》及自鸣钟等也令中国士大夫惊叹其妙。

经过多次努力，一六零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利玛窦终于进京，他向万历皇帝献上自鸣钟、地图、西洋琴等三十多件贡品，并上疏称：“如蒙皇上不弃，臣不胜感激之至……愿为天朝近其愚……”

为了能够随时修理、保养“奇器”自鸣钟，万历皇帝降旨规定利玛窦等人每一季度可进宫检查钟表一次。 利玛窦的“野心”想让万历皇帝皈依天子，尽管没能达到目的；但确蒙准留在北京，并在宣武门内修建了第一所天主教堂，发展了著名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等教徒。

利玛窦在传教中还同意入教中国人可以拜孔子、祭祖先；而不仅仅是拜天主。利玛窦的中国化策略被后来的传教士尊奉，称为“利玛窦定式”。

看看上述来华传教的著名的多国籍教士，均有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就可知这些传教士的中国化程度。这些传教士即使在本国也有崇高的名声。笔者曾造访过比利时鲁尔大学的东方系，在一处颇有中国风格庭院里安有一台精巧的中国浑天仪。朋友告诉我，那是南怀仁制的。南怀仁是当时比利时的一流学者，精通天文、地理、数学和数种外语。现在位于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上八件仪器中，南怀仁就制作了六件。他曾为康熙见解过数学、担任首席俄语翻译、官至工部右侍郎二品，领钦天监正职。即现在的中国气象局局长。著名的比利时比滕大教堂旁有南怀仁身穿清朝长袍马衣卦的铜像，令人瞻之，产生无限遐想。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汤若望于明末来到中国，曾被明政府任命为造炮工程师，造出了著名的“红夷大炮”，威镇明清战场。尽管汤若望对命名其为造炮工程师老大不愿意，想回归传教本行，但始终不能如愿。明灭清初，他迅速接近满清统治者，与顺治私交甚好。顺治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他还为康熙登位起过重要作用，曾向顺治进言，康熙小时候出过痘，没有夭折的隐忧。尽管与皇帝私交如此，但不能堂堂去传教，推辞七次，只得奉命做钦天监监正，最后官至一品。

尽管障阻重重，但凭着这些传教士的毅力与才智、中国化策略，康熙初年，中国各处共有二十八个天主教教堂，教徒达十余万人。
 
 （本文作者系横浜市立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