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火车在站点上不偏不倚地停下来时，人流从车门里像洪水一样泻出来，他们总穿着香奈儿式的灰色套装，即使是在炎炎夏日的人流高峰期里，也不曾见他们流过一滴汗。在我们的印象中， 日本人很安静、整洁、无比能干、事事谨慎。现今日本人就像中国旧社会的孔儒形象般，并对它进行多次升级，提升到精确的数字化层级。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忠心的民族，他们的忠诚度还在不断地提高，可以说向完美挑战，就好像社会学者早期描绘西方消费社会一样，每个人都为同一个成就拼搏，而他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

　　一切都确实无疑。但它所忽视的是牛顿的三大定律之一：当一个群体的心理上所承受的压力越大，其个体向外爆发的欲望就越猛烈。即使这些群体所指的多数是宗教组织或民族部落，每个人都渴望在巨大压力下得到舒缓，并想象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从而使自己变得开心一点。

　　日本，也是Fans的家园。“神风特攻队”便是一例，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此的集体狂热，我们能看到一大队人马踉踉跄跄地从公共汽车轱辘下来收购神风的团队，而且还是个人自发的崇拜——比这30年里我们所经历的参观巴西足球运动场和后街男孩狂热迷们聚众滋扰酒店来得更狂热、更激情、更震撼。

　　走在日本的小镇里，甚至是一个隐秘的城市如古都京都，你都能经过很多会所、精心设计定造的私人住所等，它们本质上是一系列的梦。有些特别设计的爱情酒店，它的床定造成凯迪拉克、野人的洞穴、威尼斯小船或火箭船等模样，并不仅仅是一种产品，还是当代日本人性的一个映射。这些梦可以是虚无飘渺的，也可以是近在眼前的。日本人的心思都很细腻，做每一件事都很用心，甚至可以用“苛刻”来形容他们。但至少，这份心意，能让他们贴近自己所追求的，更能让他们贴近自己。有一家咖啡厅，20多年以来，一整天只在放莫扎特的音乐；一个和尚用一套录自美国电视的录音带装扮自己的寺庙；纯水庙附近的一家装修精美礼品店，出售的全是猫头鹰……

　　日本有一种“癖”文化，他们通过将自己变成狂热者来使自己的过分行为变得合理。在这个国度，你会很快就习惯对于听到诸如一个老人将一生都搭在跳萨尔萨舞上、或有人收集齐全King Crimson的每一张CD而感到毫无新意。感性的中年妇女不惜用自己的一生去追一个来自宝冢歌剧团(只有女演员的一个剧团)的造作演员，去看她们穿着《飘》之类经典老片的戏服在台上走来走去。看着他们，你所要提的问题，都可以自己找到答案了——你为什么哭了？因为我心爱的池田理代子看了我一眼，我正感动着呢。你为什么吻地上的灰？因为我的大卫贝克汉姆刚从这里走过。你为什么不结婚？因为我的心已经属于张国荣了。为什么……无国界的偶像，给这个小小的国度带来更加肆意的“爱的奉献”。什么因什么果已经不再重要了。

　　这种处于癫狂状态的拥趸，其实质都是理想主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一个用自己的理想来做交换条件的文化中，他们出现时的场景总让人想到，一群人在一个大型露天体育场上歇斯底里地狂喊。阪神老虎队是一支由Hanshin公司和相关人士赞助的棒球队，更是千万人追捧的中心，因为它有一个象征遭遇失败从不放弃的可爱徽章(在70年里，老虎队仅输掉两次冠军)。拥趸们全体挤上从大阪中心的Hanshin百货公司开往老虎队被风化了的老体育场的列车，不惜花上大半天，在充斥着老虎旗、老虎夹克、老虎扩音器和老虎鼓的人堆里为他们的偶像合唱。就好像其他日本棒球队的球迷那样，他们有一支啦啦队，为每个在场上拼搏过的老虎队员唱不同的歌、跳不同的舞，特别是在队员出场的时候。在第七场的“Lucky Seven”时，他们停下来，放出安全套形状的彩色气球。球赛结束时，他们常常会站起来以求延时，当队员们整齐地排在边界上并全体鞠躬、逐一方向地去致敬时，球迷们唱起了老虎队的战斗歌《六甲山之风》。老虎队员们在场上时，啦啦队长就在他们休息的地方上面跺脚，将兴奋传染给其他球迷，让他们也亢奋起来。而在球赛顺利进行的时候，像2003年的那场球赛那样，便利店、电子产品、以及电视台便开始频频出现老虎的标识。政客在出席餐宴的时候盛寿司的盘子有老虎图案；他们让摄像头挪到生活的细节上，从床罩到闹钟，无一不是老虎的标记。在特别重要的赛事赢了以后，日本西部的人们挤上了大阪中心的小桥，小伙子们脱掉了上衣就往冰河里跳。在上季赛事结束后的类似庆祝中，一个球迷跳下去后就再也没有上来过。

　　很难去表达球迷们的这种亢奋之强烈，甚至在夏季庆典上，人们拜祭祖先时，身穿和服的老太太们用三味线和竹笛奏起老虎队的战斗歌来。Hasnhin公司在老虎队胜利以后，做了一次大促销，商场爆满家庭主妇的场面，让人想起了中国50年代闹饥荒的一幕。去年，老虎队赢了以后，学者们估计，他们的成功为国民经济带来10亿元的额外收益，也促进了14年来经济大萧条的小小复苏。

　　在日本，球迷一度成为了个人主义的倡导者。他们尝试标榜自己个性，以及渴望参与一个欢腾的团体。其他国家的人常常谈论，日本是怎样实现私人的自我和公共的自我的。对于局外人来说，那得用要么与人发生矛盾要么虚伪的面孔才得以维持。但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需要两者并存，再适时地交替使用，以求平衡。这就是面对世界的我；而另一面又是面对自己的我。

　　从某种意义上说，拥趸的一部分要旨是，崇拜什么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崇拜”本身的意义——发泄精力、缔造个人隐私避难所。人们有的时候会将自己寄托在一个长发半瞎的男人身上，听他讲怎样在地铁里放沙林毒气，有时则认为大卫·贝克汉姆或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是天赐之物。这跟在韩国，20万人聚集在草坪上向天空挥手，以及在朝鲜一群人练习玩源自民族自尊心的桥牌游戏，每个人的翻领上都别有国家主席像章的情形并没有两样。

　　在日本，“制服的诱惑”撩动着国民的心，以致在大多数的桑拿浴室、酒吧等娱乐场所，工作人员都统一打扮成女学生、秘书或护士等穿制服的女生。

　　如果真要问出他们所崇拜的所以然来，那就要先看看他们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要身穿不同制服的女生为自己服务，实在是视觉上和心理上的一大冲击；这种反常态的心理需求，也是日本人追求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他们要的，是放肆。难道这个民族受了很大的压抑了？

　　不久前，尼尔·扬(Neil Young)在大阪城堡里表演大型舞台剧，观众中至少有80%的男人穿着打磨过的牛仔裤、法兰绒衬衣，头发凌乱地前来观看，他们身边的女人则穿得像乔克托族的妇女一样。当尼尔唱着他都不懂的民歌时，他的拥趸们都静静坐着，坐成300行队，都在费劲地看着他们所崇拜的偶像。3首歌下来，尼尔望向这片法兰绒衬衣的海洋，被深深吸引住了，便打趣地说：“你们是最棒的观众！”能不约而同地为偶像做同一件事，在世界上恐怕就只有日本这个国家的歌迷了。(原文据《COLORS》杂志第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