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川绅介这个名字忽然又频繁地在国内露面。两本和小川绅介有关的书（《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和《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分别由华师大出版社和世纪文景在最近推出；小川绅介历时１３年完成的生前最后一部重要作品《牧野村千年物语》（１９８６年），也在金秋十月的云之南上海纪录影像展上亮相。
但今年已经是小川绅介逝世后的第１５个年头了。
任何一本有关日本电影史的书籍都不会遗忘小川绅介。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影坛，纪录片以一种极为激进的形式得到了发展，其核心人物之一就是小川绅介。小川绅介在如今的日本日渐式微，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研究他很有意思，但电影看不下去”，这是小川绅介研究者的经典评语。
但小川绅介的中国“追随者”们依然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着他，甚至继续从他那儿汲取着取之不尽的精神养料——小川绅介的纪录片精神。当年正是小川绅介为刚刚萌芽中的中国新纪录运动添了一臂之力，而小川绅介在中国的影响力丝毫不逊色甚至超过了在他自己的国家——９０年代初中国新纪录运动刚刚萌芽，小川绅介的作品被当时年轻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吴文光介绍到国内，自此影响了之后整整一代的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包括如今提倡草根、开放和为促进公正而努力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影响
１９９１年夏天，年轻的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在日本福冈参加亚洲电影节时，接到了主办方的消息，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询问他是否愿意去东京见一面。“我不知道他是谁，可能在世界电影史上提到过他的作品的名字，但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当时的吴文光“凭着热情和直觉”刚刚拍完了《流浪北京》，一部讲述８０年代末北漂艺术家在北京追梦的纪录片。在几天后的见面时，他兴奋地努力捕捉着面前这个为纪录片工作了近３０年的老纪录片人的每一句话。“非常震撼我，特别是他关于纪录片的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
小川绅介是以１９６８年拍摄村民们反对为修建东京成田机场而迁移的纪录片出名的。他出生在东京，战时回到乡下长大，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执著。当政府征用土地建造机场时，农民反抗了，小川带着摄制组一头扎到第一线拍摄，一拍就是６年，完成了令人震惊的７部《三里塿系列》纪录片，一举成为纪录片大师。其中最知名的就是１９７１年的《三里塿之第二防线的人们》，而小川的该系列作品也逐渐从充满政治激情，转向了细腻地描绘农民的日常生活。
正是在小川的东京工作室里，吴文光第一次看到了《三里塿之第二防线的人们》以及其他几部纪录片，也见到了身材敦实、戴着眼镜、说话很多而且语速很快的生气活泼的小川绅介。２００分钟的《第二防线的人们》，无解说，无音乐，几分钟以上的长镜头特别多，“在这个完整保留的真实现场空间里，有肉和钢铁、热忱和冰冷、语言和沉默、希望和无奈的对峙，其中可以读出太多太多的含义。我想象不出使用镜头反复切换，或者推进特写等等什么样的技巧才可以达到这样的分量。”吴文光后来曾经写文记录那个时刻的感受。
吴文光说，这是一种在荒漠里行走多日，终于发现高山，却仰而望止的感觉。以后的几年里，吴文光和同时代的年轻纪录片导演段锦川等人多次参加了刻着浓厚小川烙印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并用ＶＨＳ录像带翻录了小川绅介的所有作品带回国内。为节省资金，他们只能选择最差质量的录制模式，但这些珍贵的资料传遍了当时一批渴求更多资讯的年轻人。“传了很多人，我就是那时候看到的。”纪录片研究者、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说，“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特点，尊重普通人，密切联系现实，尊重现实，而不是凌驾于现实之上，所有这些都是从小川那儿继承过来的。”
摄像机就是一支笔，也是最真实的第三只眼睛——小川绅介的这种纪录精神自此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对以吴文光和段锦川为代表的中国新纪录运动见证者们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困惑
吴文光说，小川绅介当初邀请自己的理由是“想和一个中国来的拍纪录片的人谈一谈，了解一些中国的现状，同时也想告诉这个人，有些东西是要明白的”。那时的小川绅介已经创办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刚刚动完直肠癌手术的他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推动亚洲纪录片的发展上。吴文光并不是第一个被邀请到他的工作室里的纪录片人，之前还有菲律宾、韩国、泰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年轻人在小川这里以各种方式非正式地“进修”过。
当时为语言不通的吴文光和小川绅介做翻译的是彭小莲——中国第五代导演。还在纽约大学读书的彭小莲此次的东京之行，是希望在小川绅介的帮助下，开始自己一部和日本有关的纪录片的前期调查。但距离三人此次见面后刚过半年，小川绅介却因癌症转移而病逝，而彭小莲也逐渐告别了纪录片领域，转而回到中国继续拍摄电影，完成了“上海三部曲”。
１９８８年的夏威夷电影节上，小川绅介观看了一部“漂亮”的故事片《漂亮女人》，也第一次见到了拍摄这部电影的导演彭小莲，当时的彭小莲只会对称赞她的日本大导演说一句“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１９９０年已经在纽约大学读书的彭小莲在意大利都灵电影节上再次见到了小川绅介，两人谈笑风生，甚至约定了合作的计划。当时电影节在进行他的电影回顾展，门票销售一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英雄和他的神话身上——
１９７４年三里塿的抗争和拍摄结束后，小川摄制组来到了日本最贫穷的山形县牧野村，组成了一个被后来人视为“共产主义”的拍摄基地——所有的人２４小时生活在一起，没有私人财产，也没有个人空间，自己种地养活自己，与村民打成一片，同时进行纪录片拍摄。他们拍摄了在现代化过程中行将消亡的村落，和渐行渐远的传统。他们的作品和行为让国际震惊。
２００１年，小川绅介病逝９年后，在其妻子百石洋子不懈的筹集资金和努力邀请下，彭小莲完成了小川绅介的遗作《满山红柿》。也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彭小莲在纽约看到了一部让她吃惊的美国纪录片《奉献》，导演芭芭拉１９９７年在山形国际电影节上第一次看到小川的纪录片，看了小川摄像机里的那些真实和历史，以及摄像机的背后——小川摄制组里一群３０多岁的大学生跟着小川在日本最贫穷的山形农村里过的那８年集体公社般的生活，被震撼的芭芭拉决定拍摄一部关于小川摄制组的纪录片。
但《奉献》里当年和小川一起工作的摄制组成员大部分都对小川以及他的理想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和否定，“芭芭拉的初衷是想拍摄一个理想主义的王国，一个没有私人财产的集体，一个为了理想可以献身的团体；最后变成了一个控诉会”。
对《奉献》的“简单”感到不满的彭小莲在２００２年拍完了电影《美丽上海》后开始动笔写作，她希望寻找自己的答案——一个令人骄傲的理想群体为什么在维持８年之后溃散？这是小川绅介的困惑，也是彭小莲的困惑。在遍访了所有可能采访到的和小川有关的人，包括来中国参加２００４年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导演土本典昭（他和好友小川绅介被公认为日本战后纪录片领域的两座丰碑）之后，在回忆了所有和小川以及小川身边的人的交往之后，２００６年彭小莲完成了《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一书。
“这本书既不是写小川，也不是真正要去写纪录片，而是对人的思考。在物质大时代和中国如今的大变革中，生命价值的选取是什么。”彭小莲说道。
芭芭拉在《奉献》中说，“小川工作室留下了１８部电影和山形国际电影节，在他们身后，还有几千万日元的债务。在过去的３０年间，５００人借了８４０万给小川工作室。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小川工作室关闭。”正是在最后这个艰难的时刻，百石洋子为《满山红柿》找到了彭小莲。而彭小莲在书中寻找到的部分答案是“理想主义在上个世纪最后的失败”，书的结尾依然充满了困惑，“他有自己的世界”。
小川导演请允许我献上我们对您全部的热爱和迷惘……这是彭小莲为《理想主义的困惑》撰写的扉页。这种热爱和迷惘，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持续到了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复旦大学云之南影像展的放映现场。４小时长的纪录片，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中途放弃，也有人说这只是冷冰冰的镜头。
传承
１９９３年吴文光和段锦川、郝智强等国内纪录片导演带着各自的作品参加山形国际电影节时，遇到了一位日后对小川绅介在中国的传播至关重要的留学生冯艳。当时尚在日本大学就读环境经济学专业的冯艳被朋友拉去山形看电影，之前她对影像毫无爱好，对纪录片更无任何认识。第一次与纪录片的邂逅让冯艳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一个多星期她从早到晚就坐在电影院里，根本数不清自己看了多少部电影。
为了纪念刚刚逝世的小川绅介，那一年的山形影展特别开设了小川绅介纪录片展映单元，并由电影评论家山根贞男根据小川绅介生前的演讲谈话编辑整理了《收割电影——追求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一书。
“书里说了一个红蜻蜓的故事。一个酒鬼老头，平时走路的时候都摇摇晃晃的，但割稻子时只有他的腰上落了一只红蜻蜓，那些来帮忙收割的年轻学生们身上就没有。原来他干了几十年的农活，腰很稳。这个故事深深感染了我，第二天我见人就讲。”冯艳把这个印象深刻的故事同样转述给了吴文光他们，他们听了都很感兴趣，“好啊，你翻了在中国出版吧，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书。”郝智强回国后还给冯艳发来了传真，说已经开始和电影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但当时国内对纪录片的认知匮乏，引进出版一事最终还是搁浅。
与此同时，原小川摄制组的制片人伏屋博雄向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提及了此书，在焦雄屏和朱天文（侯孝贤御用编剧）等人的四处奔走下，台湾远流出版社在１９９５年出版了此书，中文书名为《小川绅介的世界》，翻译正是冯艳。“时间上非常紧张，不到一年的时间要翻译一本３０万字的书。再加上我本身对纪录片，对小川绅介的思想，都还是懵懂和一知半解的。那时的我对电影工业一无所知，也没有翻译过书籍。特别是这样的书，要首先知道很多背景知识，有相同的体验，才能准确地把原文的内在含义完整地表达出来。书中所有讲话都是有背景和针对性的，而当时我都没有时间一一去查对。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版的翻译充满了遗憾。”冯艳说。遗憾如今得以弥补了一些，１２年后远流出版社和日本版权方之间的合同到期了，世纪文景从日本筑摩书房买到了中文版的版权，内地版即将问市，而冯艳对译文也做了重新润色，“我个人拍摄经验的日趋丰富和对纪录片理解的加深，都对译文的成色有着直接的影响。”
当年《小川绅介的世界》在国内引起的反响是冯艳始料不及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第一届策展人和渊和朋友们在国内买不到此书，只能复印了传看；纪录片《淹没》的作者李一凡说“当时若没有这本书，我在三峡的拍摄就坚持不下去”；甚至有人称《小川绅介的世界》是国内拍摄纪录片人的“圣经”。
“当时国内的新纪录运动刚刚兴起，根本看不到纪录片方面的书，这本书正好填补了这项空白。只有当你拿起摄影机开始工作后，才能深深体会到小川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才能理解他说这些话时的心情。”通过文字和小川进行着心灵沟通的冯艳，放弃了原定的学者之路，自此走上了拍摄纪录片的“不归路”。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充满了魔力的神奇世界，冯艳说自己找到了一种更符合内心需要的生存方式。她最新完成的纪录片《秉爱》，获得了２００７年山形电影节小川绅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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