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阳子近影

  


    岸阳子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研究中国文学的著名学者，也是热衷发展日中文化交流的友好人士。前年夏天，她应中国作协邀请，率领几位日本研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教授来中国访问，我与锦琦君全程陪同。 

    她说，中国，我不知来过多少次，但当团长是头一回，最头疼的是要到处讲话，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说，您是老朋友，客气反显得生分，肝胆相照，实话实说，才是为友之道。 

    她可能信了我的话，每次宴会或座谈，都直抒胸臆，赢得热烈掌声。 

    1982年初夏，我曾到她家做客。一进门，浓郁的中国氛围扑面而来，甚至使我怀疑，是不是到了中国读书人家？客厅里，挂着郭沫若手书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因此他们家又叫“求是庄”。男主人安藤彦太郎，国字脸，戴眼镜，儒雅安详，早稻田大学教授，研究中国经济和近代史，著有《日本人的中国观》、《日中关系之观点》，译著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多种，曾多次来我国进行学术研究，并应中央编译局邀请，担任《毛泽东选集》日译本定稿工作。他听说我们对日本家庭的经济情况感兴趣，就拿出自己的工资袋，详细说明基本工资、医疗保险、养老金等等。他的真诚坦率，使我感动。 

    闲聊时，不知怎么谈到了苏州的寒山寺和张继的《枫桥夜泊》。安藤先生说日本人特别欣赏这首诗，几乎无人不晓。岸阳子说：“对这首诗，有不同理解。有人说是写夜半景色，但月落应是拂晓，乌啼一般在傍晚或早晨，下霜至少应为下半夜。张继也许是清晨站在船头，写下了停泊中的全部感受，并不一定是夜半。”对她的一家之言，大家讨论起来。安藤先生微笑着，不置可否。我想，他们夫妇平素讨论学术或家庭问题，想必也是这样自由、平等、心平气和、各抒己见吧？ 

    儿子润一郎，上学没在家，但他的房间里，挂着红缨枪、红军帽、竹斗笠、红领巾。安藤夫妇来中国当专家时，儿子6岁，在北京上幼儿园。他崇拜《小兵张嘎》，和中国小朋友一起玩捉鬼子的游戏。他认为自己是小八路，与日本鬼子不共戴天。外专局一位丹麦专家回国探亲，途经日本，回来送给他一盒巧克力和一面日本国旗，他说这是日本鬼子的旗，扔在地上用脚踩。回国时，在成田机场，又看到了日本旗，从那时开始，他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那就是日本国旗。后来，他又随父母来中国，在北大附小上学，有许多好朋友，对中国感情很深。 

    他们一家四口，有个君子协定，在家讲中国话，开展汉语比赛，连年迈的外祖母也不例外。厨房里挂了块小黑板，谁讲了一句日本话，就在谁的名字下划一道白杠，每周检查一次，看谁的成绩好。 

    这个求是庄，宛若一个小型中国研究所，一个家庭式日中友协，讲中国话，用中国茶具，喝龙井茶，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对中国怀着浓厚的兴趣和友好的感情……在日本，大概独此一家。 

    阳子在东京都立西高读书时，接触了鲁迅、老舍的作品，于是选择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专攻中国文学。毕业后，她在香港中文大学留学两年，读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的书，更坚定了她毕生研究中国文学的信念。在东京都立大学修完博士课程后，她历任亚细亚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讲师，后为早稻田大学法学部教授，讲授中国文学。 

    在日本，研究中国文学，历来是男人的天下。但她打破了垄断，加入了这一领域，并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和观念，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成果。她一直在呼唤、证明男女都一样，各撑半边天。强烈的女性意识，贯穿她的人生和研究，从她的著作《女性——她的自立》、《昭和时期日本女作家的中国观》、《东北沦陷时期的中国女作家》以及对许广平、关露、张洁、王安忆、叶广苓、残雪等人的研究就可见一斑。当然，她也不完全囿于女性作家的研究，还有《庄子》、《巴黎和北京》、《离经叛道的艺术》、《中国知识人百年》等多种著作，同时也翻译了贾平凹、陈建功、韩少功、扎西达娃、张承志、洪峰等许多当代作家的作品。 

    1995年，她到北大当客座教授，住在友谊宾馆。因研究需要，她每年都要来北京住一段时间，友谊宾馆成为她北京的家。她与日本饭店协会联系，组织友谊宾馆的人员去日本进修，学习日本饭店管理、服务的经验，至今已选送培训了10批。 

    去年夏天，她第二次率领日本研究中国文学学者访华团来访。当时重庆大旱，她看到沿途的庄稼和竹子都枯死了，忧心如焚，要捐点钱帮助重庆抗旱，她情真意切，我们只好收下，转寄给重庆作家协会。 

    在北京，正赶上中国作协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举办中日文化交流五十周年图片展，我们邀请他们夫妇参加了开幕式。在展出的图片中，有多张他们接待中国作家或来中国访问的照片。在半个多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中，他们夫妇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辛苦奔波，留下了闪光的足迹。（陈喜儒）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10-12 第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