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法师是明末清初一代高僧。他于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6月21日东渡弘法,创立了日本黄檗宗,不但拯救了消沉不振的日本佛教,而且将中国的建筑雕塑、雕版印刷、书画、医学、音乐、烹饪及生活方式等传到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和影响,甚至超过了唐代的鉴真和尚。
皈依佛门 盛名远传
隐元俗姓林,名隆琦,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上迳乡东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9岁入学,10岁辍学,从其兄耕樵为业,21岁时离家寻找出外谋生经年未归的父亲,两年后经浙江普陀山时受潮音洞主影响,遂产生了皈依佛门的念头。
泰昌元年(1620年),办完母亲的丧事后,隐元到黄檗山万福寺剃度出家,拜大休的弟子鉴源法师为师,受隐元法号。隐元先后拜明末禅林高僧密云圆悟、费隐道容等为师,崇祯四年(1631年)任黄檗山西堂,5年后继费隐之后任黄檗山万福寺法座,成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世。
隐元法师前后住持黄檗山17年,主持修建了万福寺,开堂说法,僧众逾千,禅风大振。隐元精研《楞严经》、《法华经》及《涅磐》等佛教经典,并在诗偈书法、绘画等方面也有很深造诣。他还经常云游参访,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佛教界声望日高,名声甚至传到住在长崎的中国僧人中间,其语录也为日本禅林中最盛的京都妙心寺派僧侣所传诵。
日僧诚邀 决意东渡
邀请中国高僧赴日弘法,这是自唐朝以来日本佛教界的惯例。隐元雅声远播,自然成为东邻礼聘的首选。
17世纪的日本,德川幕府为了增加收入,积极鼓励海外通商,除了同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等国进行广泛的贸易,还与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有密切的商贸交往,西方的天主教得以随之在日本迅速传播。
其时,日本人民正苦于封建主的残酷压迫,于是纷纷放弃佛教,转而信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主教。这造成了日本原有临济、曹洞禅宗的停滞和衰退,同时也威胁到德川幕府的统治。
当时,日本长崎有由中国僧人发起兴建的华侨寺院唐三寺——兴福寺、福济寺和崇福寺。久闻隐元盛名的兴福寺主持逸然长老,经日本德川幕府的许可,自清顺治九年(1652年,日本承应元年)4月起,接二连三地修书恳请隐元禅师赴日弘法。隐元因主持巨刹,分身乏术,便以年老路远为由,婉言谢绝。
翌年11月,隐元又接崇福寺主持超然等七人联名的第四次恳切邀请,使他深受感动。而此前弟子也懒在代他受聘赴日途中不幸遭遇台风翻船遇难一事,也使他难于释怀,认为有必要“子债父还”。于是,他不顾万福寺僧众的一再挽留,终于答应了日方的真诚邀请,将黄檗山万福寺法席交由弟子慧门接管,毅然决定东渡。
东瀛弘法 树立宗风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5月10日,63岁高龄的隐元率领弟子从黄檗山出发,途径泉州时为开元寺僧侣款留5天。6月3日,隐元一行30人抵达厦门,寄寓醉仙岩天界寺。
6月21日,隐元乘坐郑成功的船只从厦门扬帆出航,同年7月5日抵达日本长崎,受到以唐三寺为首的各地僧众的热烈欢迎和顶礼膜拜。第二天,隐元入住兴福寺,开堂说法,名声大振。此后,日本各大寺院纷纷请他前往说法。
日本明历元年(1655年),隐元应日僧龙溪的邀请到大阪普门寺演讲,引起了更大的轰动,皈依他门下的僧徒日益增多。
日本万治元年(1658年),隐元到京都弘法,受到很高的礼遇,日本后水尾天皇、公卿以及京都的行政首脑板仓重宗等人,都皈依了隐元。他还为所到寺院僧侣题写了大量赞偈法语,重刻密云、费隐等禅师的《全录》。
同年九月,隐元一行到达江户,晋谒将军德川家康,接受大老酒井忠胜等的皈依。第二年,日本皇室将京都宇治醍醐山麓一万坪(330公亩)土地赐给隐元用于建寺。
在日本皇室和佛教界的支持下,隐元法师在赐地按福清万福寺的规模创建了新寺。为了不忘本源,隐元将之仍名为“黄檗山万福寺”(日本佛教界称福清市的祖庭为“古黄檗”,称京都的万福寺为“新黄檗”)。此前,日本佛教宗派都是由来中国留学的学问僧回国创立的,隐元是惟一在日本创立新宗派的中国僧人。僧俗信徒遍及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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