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航海技术的发展成为环球旅行的物质基础的时候，西方对东方优异文化的垂涎诱发了到东方寻宝的虚荣行为狂妄症。哥伦布的幼稚促成他到死也不承认自己没到达东方，但他却找到了一个到达东方的中继站。当达伽玛沿着非洲西海岸终于也到达印度洋的时候，东西方的对接就只剩下麦哲伦来“画圈”了。问题是麦哲伦对东方人的不友好，他自己也死在了环球途中。他的同伴沿着印度洋沿岸回到了西方。而这时，东方的发展速度慢了下来，无论是东方大陆上的中国还是日本和东南亚及亚洲其他地方，都是这样。造成这样的原因，大概是海洋灾害还是不能克服这一困难。台风、海啸、火山爆发等等自然灾害在这个时候也进入活跃期。对大海的畏惧导致东方人没有及时探索海洋利益，让西方人在海洋利益探索方面占了先机。

　　历史的发展证明，海洋的作用相对于陆地来说，具有无可比拟于优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西方人在海洋探索方面占了先的时候，他们对对东方的贪欲也膨胀起来。当正常的贸易不能实现全面入超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就地取材击败东方人的秘招：这就是用南亚出产的婴粟来毒害东方民族。那个时候，西方人认定通过贸易不能赚取东方的白银，只有用鸦片才能空手套白狼把出产于中国大陆的白银巧取豪夺到西方。所以，西方人向所有的东方国家贩卖鸦片。当鸦片贸易被禁止的时候，西方人的代表英国人利用掌握海洋利益的优势派出舰队保护鸦片贸易，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利使得鸦片贸易如常进行，而禁烟不了了之。挟战胜中国之威，西方又向日本开刀，打开了日本国门。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下，中日两国迅速展开了反思，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中国想通过技术发展来改变面貌，日本想通过体制改变来转变局面。应当说，这是两种道路之争，是两种救国途径的差异。孰优孰劣，后来历史证明，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而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转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当日本利用体制优势和没有任何实力优势通过甲午大战胜了中国的时候，日本也就奠定了亚洲第一的地位。纵观整个十九世纪，中国和日本都是处在东方内部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态势中。当二十世纪的曙光来临的时候，日本跟在西方列强的后边，杀进了中国，成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在北京举起了屠刀，又一次欠下了一笔良心债和钱债。正是随八国联军入侵了中国，日本验证了入侵中国有无尽的好处：首先可以壮大自己，其次可以借机同西方抗衡，第三可以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第四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西方在东方的代理人。日本的这种角色转变，导致内部民族沙文主义迅速增长，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亚洲的代表，就是东方的代表，是亚洲独一无二的领袖。而过去的老师中国理所当然地应当为这种新秩序服务。

　　问题出在，中国不可能永远地衰弱下去。悠久的文化，庞大的国力，善良的优秀民族品质，以及自我调节的巨大能量都使她不可能永远地衰弱下去。更何况日本信奉并为之沾沾自喜的国际秩序并非日本自己所想的可以永远维持下去。西方列强的斗争必定会泱及日本。而日本时而成为西方争取的对象，时而又成为西方共同防范的对手。因为过去的西方在东方占领了大量的殖民地，本地的矛盾加上殖民地的矛盾，利益的争夺加上霸权的向往，西方的争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才勉强有了个平衡点。日本虽然两次加入战圈，但是冒险心理最终使日本先赢后输，坐到了战败国的席次上。当英法意西德俄对欧洲霸权感到不能独享而在二战后予以进行策略性调整并认为可以联合的时候，美国出人意外地走上了全球霸权台阶上，并牢不可破地垄断着这一局面。昔日不可一世的霸权主张退后，世界范围内地区性霸权追求者无一例外地成为美国垄断世界霸权的工具。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时而合纵时而连横，没有人能出其右。这就是日本没有想到的局面，这就是日本现时下以日美共同防御体制为外交核心的必然趋势。中国也并不是一个没有发展潜质的国家。只要他内部稳定下来，发展速度可以说无人能阻挡，而中国的发展必定会改变世界局面，也改变了亚洲的局面。再加上，中国的发展不是通过侵略性的扩张主义手段来实现，而是和平的手段来实现，是共赢这一特征。不过，中国不是用迎合西方的方式来取得成功，是用创造机会的方式来印证她自身的魄力。因而，中国不屑于做西方的代理人，只想成为亚洲和平的柱石，只想成为世界和平的筹码。中国的策略不是损人利己式的落井下石求得发展，而是团结爱好和平又不乏发展愿望的一切力量来求得人类的进步。这又是与日本有着本质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现在不理解，将来恐怕理解起来也是迟疑不决。这正是日本无法回归亚洲的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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