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印原来是《东方时空》栏目主持人。1999年3月份，他被派驻日本,任驻外记者。从台前走到幕后，孙宝在日本已经渡过4年的时间。
回忆起刚到日本的日子，孙宝印给我们讲“我们刚到的时候，还不是特别了解情况，哪些店可以买到比较物美价廉的东西。(这里的东西)都很贵，所以当时我们吃水果完全改变了在国内吃水果这种习性，几乎是很舍不得的这种感觉，后来随着生活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周围有一些店，一些特定的店，在一些特定的时间，会有些打折的情况，我们会找那样的时候，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东西，长期下来，对生活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在异国他乡生活要适应，工作上也有许多困难要克服，首先一个就是语言上要过关，再就要深入了解日本整个社会，这样才能在报道时把握好分寸。“得慢慢深入去了解日本社会。比如说，我当初来的时候，语言方面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真正去深入到这个社会去采访，是需要慢慢积累经验的，这个过程很重要。”
第一次采访靖国神社“历险”
当问及在日本采访时是否遇到不少困难时，孙宝印的回答很干脆“当然有。我记得我们在1999年8月15日，第一次采访靖国神社的时候，我就站在一群穿着当年老兵衣服的那些士兵的旁边。他们都穿着过去的衣服，拿着步枪，列队在那儿喊口号、踏步。我就站在他们旁边说了一段词，大概意思就是说，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的时候，但是在日本这个特殊的地方，依然是沉渣泛起。”在旁边恰恰有一个人，大概能听懂中国话，或者他听到了孙宝印说话里面提到了“法西斯战争”这几个字，猜到他说的意图。他告诉了身边的几个人，大概是右翼分子，他们过来就跟孙宝印说“我们不欢迎中国记者”。的确是在当时比较特定的环境下，会碰到这样一些来自右翼的压力。
作记者就要采访，而在异国他乡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获取新闻线索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的渠道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它的政局的变动，会有事先的一些征兆。比如说有比较大的变化之前就会有一些现象出来，日本的报纸、日本的新闻界会有一些报道，我会随时关注这些东西，在一些预计的时间段，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当天发生新闻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做报道。另外一个，自己有一些华人圈的朋友，有关华人、华侨的一些事情，他们会主动找到我们，因为在这儿工作好多年了，会建立一些联系，一旦有些大事的时候，他们都会通知我们。还有就是跟日本的一些媒体，保持比较多的联系。我们跟日本的电视台，跟日本一些报纸，都有一些记者方面的朋友。”
澳门回归前采访日本外长“绝处逢生”
中央电视台长驻日本的记者只有两个，一个是孙宝印，一个是他的搭档杨少波，但就是这个两人小组始终活跃在重大新闻发生的现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还结交了很多朋友，尤其是日本的朋友，孙宝印说：“他们知道我们是做媒体的，非常羡慕，觉得你们在为中国人了解日本做工作，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都很支持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采访的时候，经常是一种很急的采访，当天就要播或者是第二天就要播，我们没有时间，在日本的习惯是必须要提前向别人做出书面采访申请，经过对方单位宣传部门的同意以后，才能给你一个答复，然后会跟你商量一个时间、怎么办。但是好多时候，我们节目不允许的时候，我们只能跟别人说非常抱歉，我们的节目要求很紧，尤其是我们是要向中国的观众介绍日本的情况，这个时候一般他们都会给予很大的方便。”
即使孙宝印把这些说得轻描淡写，但很多采访仍然可以说困难重重。1999年年底澳门即将回归，孙宝印希望能够采访到日本的一些政要，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澳门回归，看待这件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大的事情。当时他们联系的是时任日本外长和野洋平。但是到年底的时候，和野洋平的日程非常紧，在整个联系过程中，他的秘书一直对孙宝印说非常困难。孙宝印不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仍然努力争取，但是那时他也感觉到机会有些渺茫。
“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他的秘书给我打一个电话，说在第二天的某一个时间段，只有十分钟的时间，那段时间可以。我们非常高兴，就赶过去了。当时和野洋平也非常高兴，很健谈，他提到了澳门回归对中国的意义，甚至对亚洲的意义，而且非常看好澳门的前景，说得非常精彩。后来我们知道，他说完这段话，接受完我们的采访以后，马上就去机场赴德国访问了。事后周围的工作人员都跟我们说，这样的情况是很难得的。”
正如孙宝印自己所说“真正深入到这个社会去采访，是需要慢慢积累经验的，这个过程很重要”，他还在努力积累着，努力为人们提供来自日本第一手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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