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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山孝子与中国妈妈赵玉芝在一起(2005年)。 |
我的生父生母都是日本人,但是我有一个善良仁爱的中国妈妈,几十年来,我们母女之间的亲情,见证着中日友好。时至今日,我的心中仍保留着对中国妈妈的最爱。
1950年春,我在秦皇岛的偏坡村上了新中国的小学。我上小学第一天发生的事,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有个男孩子叫我“小日本”,我当时虽然不太明白,但知道是坏话,气哭了,跑回家告诉了妈妈。妈妈领着我到学校找那男生,妈妈十分气愤,打了他一巴掌。我问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妈妈没有告诉我什么。从这时开始,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与其他小朋友是不一样的。
10多岁时,同学中不仅有人叫我“小日本”,还有人把报纸卷成喇叭状,拍着桌子朝我吼着:“小日本滚出中国去!”多亏老师对我好。1960年,我初中毕业被保送到北戴河太和寨师范学校读书,还没毕业,学校就停办了,我回到偏坡村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1963年,秦皇岛市公安局找到我爸爸,公安局已知道我是日本人,询问父亲是让我保留日本国籍还是加入中国国籍。最后公安局认为我已自然加入了中国国籍。就在那时,爸爸对我讲了我的身世。
1942年9月3日,我出生在辽宁省阜新市。生父叫若山義隆,那时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了东北,阜新露天煤矿已被日本人控制。生父是那里的顾问。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没有打过中国矿工。1945年,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入阜新。生父若山義隆被带到西伯利亚,生母带着几个孩子进了收容所。一些好心的中国人在收容所看到孩子们很可怜就收养了他们。阜新露天煤矿矿工刘松山和赵玉芝的儿子刚死不久,他们很痛苦。有人劝他们也去领养一个日本孩子。听说若山先生对中国人不错,于是决定领养他的孩子。问过我生母若山房江:“把女儿给别人你同意吗?”为了让我活命,生母答应了。于是我就成了中国妈妈赵玉芝的女儿。在妈妈的精心照顾下,3个多月我就恢复了健康。
1946年6月,听说日本人都要回国。别人给我妈妈出主意:“你把孩子养得这么好,人家要回去咋办,还不赶紧走。”就这样,我的爸爸妈妈带着我回到秦皇岛老家。
如果不是那场罪恶的战争,我不会出生在中国的阜新,更不会遇上中国妈妈。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是战争把我遗留在了这个伟大文明的国度。今天想起来算是因祸得福吧!
我得到了中国妈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妈妈从没打骂过我,妈妈对我的言传身教太多太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还很穷,很多人都吃不饱饭。而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长得很白很胖。白是遗传,胖是健康,是妈妈对我爱的结果。除在上学时被有些不懂事的男生叫作“小日本”、让我“滚出中国去”之外,再也没有受到欺侮和不公正的待遇,就连“文化大革命”时期,我都没受到任何冲击。
我长大了,我的中学老师陈洪勋让我结识了他小时候的磕头弟兄孙铁铮,他在河南洛阳的一个建筑单位工作。1964年我们结了婚,我被调到六机部下属的407厂子弟小学教书。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在那里我工作了14年。
洛阳还有4个和我一样留在中国的日本妇女。其中有一位叫内田荣子的,1973年12月,田中角荣访华后,她就回了日本。我托她找我的生父生母,她在日本的《朝日新闻》和《西日本》两大报纸上登出启事。生母若山房江看了寻人启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提到了刘松山,
听生母说,1953年,大哥若山武夫访华时,曾提到寻找我的事,但没有音讯,日本就把我的户口注销了。如今知道我还活着,生父生母的心情可想而知。1977年10月23日,我和爱人带着3个孩子回到了日本。
我今年65岁了,现在是日本东海大学第二外语教育中心兼职汉语教师,在民间还做着其他兼职。多年来我的中国话一直没有变,那是因为我的中国妈妈,我和妈妈有一样的语言,我喜欢中国故乡的乡音,我的乡音永远都不会改。
在大学讲课我常常会给学生们讲到中国。因为中国有我的妈妈,有好多好多像妈妈一样的好人。现在日本的孩子不知道日本侵华的历史真相。中学的教科书也没有说明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的伤害,只是浮皮潦草地说了中日战争。
当生父生母和中国爸爸去世后,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我的中国妈妈了。1982年5月,我把妈妈接到日本住了半年。1985年后妈妈两次随日本政府邀请的代表团来日本。1988年11月底,我给妈妈在日本办了常住,政府给妈妈提供了相应的生活保障。妈妈在日本住到1993年7月,后回到中国。虽然妈妈这些年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我还是常给妈妈寄生活费。我很想让妈妈和我在一起,每年暑假都要去看望她老人家。
妈妈老了今年88岁了,我一直牵挂着她。去年12月的一天,当我得知妈妈因病住院后,立即请假从日本赶到妈妈身边。今年1月22日,我的善良、宽厚的中国妈妈走了。愿妈妈在九泉之下原谅不孝的女儿。安息吧,我亲爱的中国妈妈!(若山孝子(日本)口述 周秉信整理) 《人民日报》 ( 2007-03-21 第16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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