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缘

　　又到了樱花盛开的季节。我的耳旁一次次响起了日本池田大作先生创作的《樱花缘》的歌声，眼前反复出现了前不久我们去为池田大作颁发“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时的情景。

　　“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设立的一项文学大奖，授予为世界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友好交流作出了贡献的著名作家。迄今为止，已经颁发了四届，分别授予美国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英国作家韩素音教授、泰国的诗琳通公主及池田大作先生。每一次颁奖都是我国文化生活的一件盛事，在我国和有关国家产生广泛的影响。

　　池田大作先生是一位在日本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诗人、作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为世界和平、为中日友好、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深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敏锐的观察，都令人赞叹不已！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悉心研究，尤其让我们感动。从屈原的《离骚》，到司马迁的《史记》；从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到现当代的文豪鲁迅和巴金，对这些在中国历史和现当代文化的史册上永放光辉的文化名人，他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怀着崇敬的感情向世人推荐。他在中国有很多朋友，在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建立过历史功绩。早在1968年，中日两国的邦交还处在长期冻结的状态，他就提出中日必须尽快恢复邦交、尽快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倡言。从1974年5月，到1997年5月，他曾先后10次来我国访问，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深圳大学、新疆大学等院校授予名誉教授称号。他和我国的历任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同志等，都有着亲切的会见。尤其是1974年12月，池田大作第二次访问中国时，他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305医院的那次会见，更给人们留下难忘的记忆，堪称是中日两国交流历史上的一段值得永垂后世的佳话。

　　那一年，周总理已经77岁，由于病情急剧恶化，不得不住进305医院进行治疗。可是，他还一直惦记着中日两国友好的大事。在那之前，他早已听说过池田大作于1968年9月8日，在东京日本大学有两万多学生参加的讲堂里，发表了中日两国必须尽快恢复邦交的讲演，了解到由池田大作领导的创价学会主张中日友好的种种活动，并且指示：“创价学会是从群众中产生的团体，人数几乎占日本人口的一成。在推进中日友好时，不能忽视这个团体，要尽快同他们的干部接触。”因此，当他得知池田大作第二次访华时，不顾身患重病，不顾医生的反对，立即提出要安排和池田大作的会见。

　　1974年12月5日晚上，池田大作夫妇由廖承志同志陪同，来到305医院。当时周总理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可他是个重视礼仪的人，池田大作等一走进大门，周总理已经等在那里迎接，会见结束时，周总理又送出大门。会见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总理对池田大作说：“因为您年轻，所以我非常重视同您的交往。”还说道：“今天的中国还不富裕，以后富裕了，也决不做超级大国。”“20世纪最后的25年，对世界是最重要的时期，彼此要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合作，共同努力！”等等。

　　在那次会见时，池田大作赠送给周总理一幅《樱花烂漫》的画。周总理1919年前后在日本住过一年多时光，看画后仿佛回忆起了遥远的过去，深情地说：“我是50年前樱花盛开的时候离开日本的。”池田大作接着说：“总理，在樱花开放的时候，请您再来一次日本吧。”总理回答说：“是有这个愿望。可是，恐怕很难实现了。”池田大作回国后，每次想起总理是抱着重病来会见他的，心情就非常激动。1975年11月2日，在他的提议下，由第一批赴创价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同学一起，在创价大学的校园里种了一棵樱树，定名为“周樱”。这棵小树栽种下两个多月，1976年元月8日，周总理就在万民呜咽声中告别了这个世界。池田大作那次和周总理的初次会面，竟成了最后的会面。从此，那棵在风雨中一年年长大的“周樱”，就成为对周总理永久的纪念。1979年4月，邓颖超大姐为了实现总理的遗愿，在樱花开放的时候去到日本，池田大作为了纪念她的来访，又亲手移栽了两棵樱树，取名为“周恩来樱”和“邓颖超樱”，又叫“周夫妇樱”，还为此写了“樱花缘”这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