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工”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而且，它正象断了线的风筝；正在渐渐的、渐渐的淡出我们的蓝天。数也数不清的人根本上没听过“劳工”这个词汇；甚至好多人不知道当年日寇曾掳我同胞四万余人至日本国充当苦力。如今，中国的国土上仅存数百当年劳工的幸存者，他们也都是耄耋之人了，再过两年，他们将永远融化的蓝天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人们关心电影明星的热情远远高于其他。

    数十万媒体人也是一样，他们之中关心劳工命运的人物几乎是微乎其微。

    “这么大的中国还有谁关心劳工，采访他们、记录他们、歌颂他们？”

    我忽然想起这个问题，请您回答我。或者是请您批判我？反驳我？

    一

    李良杰老人家住通县宋庄镇的一栋楼房里，我们实际上通了好几次电话才约定见面的。

    两年前初见李老给我印象颇深：虽然严寒中的北京阳光明媚，却也是寒气逼人。可迎接我们的他却把春风般的微笑挂在脸上。李老汉身材高大、衣着整齐、满面红光、声若铜钟、精神矍铄。我观察他：第一，不象个农民；第二，他不象73岁的老人。第三，我开始有些怀疑他是否经历过被掳日本九死一生炼狱般的折磨。

    我在河南省、河北省采访的劳工不下五、六十位。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把在日本国的悲惨经历所引发的精神抑郁带到了今天；他们都是老态龙钟、一脸的沧桑、一身的病痛。坐在他们身边采访马上就可以传染到当年当亡国奴时的屈辱和悲伤。而且，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还生活的极度的贫困之中。虽然我们中国人当亡国奴的经历已经过去60年了。

    ——而老李不，他是个财主。从精神到物质。

    没聊几句我就开始和他调侃，我说：

    “老李呀，我看你不象个老农民、倒象个大干部呀”。

    老李听了哈哈大笑了起来。他转身帮我从车上拿下摄象机、三脚架；并把笑声、礼貌、和中国农民特有的热情把客人；也就是我们，一股脑地引导到他温馨的家中。

    老李的夫人慈眉善目一脸的慈祥，她60上下，是个整整齐齐的河南老太太。扫一眼我就知道老李怕她，在中国社会一般幸福的家庭都是这个布局。

    在电话里我们就聊过很长时间，今天，见到他的夫人，我很高兴。因为电话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是那样的吻合。在这之前，我就了解到老李一直被老伴儿“怒叱”为：

    “有病！怎么七老八十的还变成了书呆子了？还要写什么书？”

    老伴儿每周给老李炒一锅菜而后去亲戚家，她看见老李就来气，所以，“眼不见心不烦”。

    我问老李一连七天都吃什么菜？老李微笑着回答：

    “萝卜”。他补充到：“爱吃”。

    老李的客厅有一圈讲究的真皮大沙发，茶几上是五颜六色的新鲜水果。如果在改革开放前谁家摆这些玩意儿的话，有可能是蜡艺品了。而当时是2002年的12月，我第一次采访老李就是这个时间。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

    12月的北京就是冬天，它与丰收的秋天是不同的。

    马上就可以听到2003年的钟声了。对现实再有意见的中国人，即便是一位牢骚满腹的人，也感觉到了时代的强劲脉搏；也感觉到生活水平的逐日提高；即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人。更何况老李这个“摸过地狱之门”的人呢。中国“对现实不满的人”确实在减少，如果说一个人左眼看到了不公平的腐败，而右眼也确实目睹到了一天天的富足和美好。

    老李的身份证地址在“河南省内黄县豆公乡李大朝村”，象他这样名不见经传的河南农民如果在二十年前，说是：“在北京郊区买一处公寓楼房、颐养天年”，——这样的事例恐怕是天方夜谈。当历史的一页翻到今天，中国农民生活中有这样的事例已经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了。我在日本国生活过多年，从北海道到东京，从富士山下的富士宫市到日本国南边的大阪城我都驻足生存过。我认为老李的生活比一些日本国民的生活还好。首先，他住三室一厅百平方米上下窗明几净的房子，日本人俗称：3DK；其次，热水、电视、携带电话等等一应俱全。另外，他订阅11份报纸，光每月的电话费就在2000元人民币上下。这个电话费的消费水准是个什么概念呢？日本国民可能不清楚，简单的解释就是：一个普通中国国家公务员的月工资，被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农民每月打电话使用了。

    给谁打电话呢？我很关心。

    二

    老李要写书，听口气是毕生的夙愿。而他自己所叙述的人生轨迹颇具传奇：

    “农民、劳工、国民党军队、解放军、农民”。而且，老李人生的每一段都出彩儿。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每一段”的话，您也会有同感：他是应该出书写写自己的。

    “我被抓到日本国的一年里，是生活在黑暗之中的，我常想自杀”。

    “在国民党军队的一年中，我还没有看见光明，可以说是在黑暗中摸索。”

    少年时代的他最爱听长辈讲三国、岳飞传，你会悟到：原来他身上有这些人的影子。

    13岁时被日本鬼子兵抓劳工时他居然说：“让我爹留下！我去！”鬼子们还被惊诧了。

    在日本国，鬼子让他当勤务员，他说：“我不伺候你！”他嘴巴立刻被抽出鲜血。

    到了国军，他居然乘乱把“欺压咱弟兄们、吸老百姓血”的营长给枪毙了。

    到了解放军，他立功八次，我亲眼见到朱德、林彪给他签字的《立功证书》。

    当了农民后，他最大的成绩是教育出五位在北京经商的儿女。所以，他成了大款爹。

    他最大的困惑是“每月怎么才能必须花完儿女让花完的一万快钱”。我开导他应该学习贪官污吏，“先去找小姐，再去下馆子，一万块三天就花完了！”他嗤之以鼻，说：“切！”

    他最大的生活乐趣是资助贫困的乡亲们，他每年必给敬老院一定数量的钱而心安理得。

    他憧憬着在有生之年再回到当年在日本国当奴隶的场所看看，祭奠死难的同胞。

    他希望是有律师帮助他，就侵华战争中日本兵所犯下的罪行起诉日本政府。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写一本关于自己一生经历的书。

    三

    写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对没有文化的李老汉更是如此。于是，他订了十几种报纸，边学边干。别看李良杰老人是个游手好闲的老农民，对天下事，他还真说的出个“子丑寅卯”来。虽然他常说错话，却足以见得他是在认真学习。

    他拍着我的肩头说：“我早认识你！”——吓我一大跳。早？！多早？为什么？

    “你等着”他转身进书房搜出一大摞河南省《大河报》来，“你看看，这不是你书在河南《大河报》的连载吗 ”。我拿着一大摞旧报纸不知说什么才好。不是所有“作者”都可以这样面对“读者”的，因为“偶遇”在生活中的概率太低了。

    所以，我开始从心里感激起老李来。

    写书，就不能光写自己，他还要写下“被掳日本劳工的血和泪”；也就是说要写别人。写劳工，就牵扯出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连带出中日关系的历史。而且，写劳工，不但要写当年被日本工头殴打致死的，还要和幸存者一起回忆出：饿死、病死、累死、工伤致死和自杀死亡的中国同胞的具体情况。这对于一个从没上过学的文盲来说，是很困难的。最重要的，老李在联系今天还侥幸生存的在全国各地的劳工们，尤其是河南省的幸存劳工们。这不但需要打电话，还要去上门采访。我们不提老李今年75岁，我们把数倒过来，57岁，而且是公费，又会怎么样呢？中国这样的人不多吧？

    我们批判日本右翼的学者的人数比潜心研究自己劳工口述历史的人要多的多，要知道，研究“自己的苦难史”比批判别人“不谢罪！”要重要的多呀！我理解：“要先爱自己的国民，然后再批判外国逆潮流而动的荒唐意识”。在学术上，我认为这才是新思维呢。

    写书，就要有素材，有生活，有联系，有感悟，有商讨，有对国家政策的分析，还不能闭门造车。所以，需要打电话，需要多方联络，需要看报纸。老李亲口对我说，他每一年订阅报纸的钱也需要三千多快钱。他说：“没有文化比贫穷还可怕！”

    那么，这么多的钱上那里要呢。

    “我儿子可不如你们，他不是文化人，他们认为我多花钱才幸福。还让我去旅游！”

    嗔怪之余，老李悄悄对我说：“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孝顺哪，他们在北京给我买了这套公寓，而且，规定我每月必须要消费出人民币一万出去。这不，”他指着书架说：“所以。我订了十几种报刊”。

    我分析不出他是责怪子女呢？还是夸子女呢？但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到了老李子女对老李的尊重和孝顺。感觉到勤奋的老李在子女的帮助下，也许真的能写出回忆录来。

    我开导老李：“我国行政职务消费被媒体披露公私不分，一年浪费一个三峡工程。某些干部吃喝嫖赌全报销。一辆公车可养活40名下岗工人。可干部们照样天天开车回家，公家买单”。我告诉老李这是北京《信》报2003年9月19日19版的标题。

    只要“吃喝嫖赌”，一万块钱花起来还不容易？用不用我教教你？

    老李这次显然是发怒了，差点和我急了。他说：“我最恨腐败！”

    四

    老李说他父亲年轻时逃荒到了中国河北省的新乐县，1930年4月24日，他出生在河北省的石家庄。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已经记事了，当时：“逃难的人、失败的国民党兵向湖水一样向南流。货车上挤满人，到处都是人，火车比牛车还慢。我和母亲随着人流往南逃，从七、八月开始逃，第二年的春天又一次到了石家庄。1943年11月16日，日本鬼子来到我的家，四处搜，我还在挖白菜。鬼子没说任何话，上来就捆。保长对我说：‘别挣扎了，要不，抓走你爸爸？’我爸爸当时60岁，还有妹妹和妈妈。所以，我一挺胸说：

    ‘我去！把我爸放了！’

    三个鬼子听了一楞，放下大枪、伸出大拇哥，向我称赞道：邀西！”

    那是我学会的第一句日本话，我还重复了一遍，鬼子们都乐了。老李说：

    我当时13岁，虽然瘦的象高粱杆，但是个子却不低了。鬼子用绳子栓住我的脖子把我象拉一头驴子一样拉到村口，我看到已经有我们村和邻村的百十人被抓。老阳当头，刺刀闪光，尘土飞扬、没吃没喝，我们被外国侵略者押着、浩浩荡荡的走到夕阳西下。在一个山洼里，鬼子让我们数百人都跪下，然后，四面架起机枪。

    我想，我父亲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可不能死在这儿。趁着夜色，我就往牲口群爬。

    抓来的中国骡子和马与抓来的中国人“一样的地方”就是听不懂日本话；“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们不认识日本机枪的厉害。它们饿了，就四处寻觅能吃的东西。鬼子知道牲口们走不远，所以没太计较，也就没开枪。我藏在一头大骡子下面，到后半夜，大骡子居然把我带进一片有草的山沟里。我悄悄骑上大骡子顺山沟往下走，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天蒙蒙亮，我到了行唐县。晨曦中，整个行唐县县城象死了一样的毫无生机。我好不容易敲开一家人的门，自我介绍我是逃出来的。我喝了三瓢水，又狼吞虎咽下几个饼。这家老人说：“15天前，这个村子的一百多青壮年都被抓走了，陆续逃回六人，你赶快走吧！”

    一路上我紧走慢赶，拉着骡子回了家。等到了家，连累带吓的仿佛被扒了一层皮。一家老小由惊吓到惊喜、又惊恐万分的抱头痛哭。

    村里当时就沸腾了，被抓走的乡亲们中只有我牵着大骡子回来了。直到今天，这个故事还在我的家乡里流传着，几乎家喻户晓。

    当时，村里也有人指指点点的说我：“鬼子要知道你偷了人家的大骡子，非扒了你的皮不成！”我特别生气，反驳道：“那是咱中国人的大骡子，怎么能是偷？！”

    后来，又有人逃回来证实：那次日本鬼子在我们村抓走39人，不到一个月死亡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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