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科学院从今年１０月初起陆续公布本年度各项诺贝尔奖的得主。令人注目的是日本科学家小柴吕俊与两位美国科学家同获物理学奖；田中耕一与美国、瑞士两位科学家同获化学奖。日本在连续三年内获得了４个诺贝尔奖。如果从１９４９年汤川秀树获得日本第一个诺贝尔奖以来，日本已有１１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科学殿堂里的最高奖，是最先进的科学的代表，也是全球科学家们共同的追求目标。日本科学家取得这个荣誉真也不简单，是日本科学家们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日本政府科技政策的成就，因此日本整个社会都为之欢欣鼓舞。
一个半世纪以前，日本“明治维新”时就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前首相吉田茂的《激荡百年史》中说，到明治末年（１９１２年）小学的就学率已超过９５％。直到今天，“小学校的校舍大多是乡村中最好的建筑物，这也表明日本人对教育的尊重”。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后，经济崩溃，农业受灾，“全国处于无法想象的饥馑之中”，人们却“把关心集中到教育方面”，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在１９４６年底就确定实行小学６年和初中３年的义务教育制。书中的结论说：“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最大特点”。
有了教育这个基础，日本经济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末开始起飞，日本政府又提出了“贸易立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一些学者提出“科技立国”。不过日本政府到１９９４年才正式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方针，并于１９９５年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将这一国策立法化。１９９６年又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这份计划围绕“鼓励创造，发展科学”这一主题，将各项目标具体落实。２０００年日本的科研经费达１３０５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二，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方面却列第一。
去年６月，日本政府提出要建立３０所“世界顶尖级大学计划”；今年１０月初，日本学术振兴会宣布启动“２１世纪重点科研基地工程”，选择５０所大学１１３个项目进行重点资助。他们在今年年初就“发誓”，要在未来５０年中要为日本培养出５０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新华社在发布日本科学家获奖的同时，还发表了《东邻为镜》的短评。评论认为我国也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国策，“可是在实际操作中，似乎总觉得不到位，关键是还没有形成一种共同的社会意识”，“以东邻为镜，我们也应该把国策落到实处，向具体目标努力”。
这个问题提得好。科学是一件十分严肃神圣的事情。马克思曾把在科学的大门比喻为如同在地狱的大门，只有坚忍不拔、不畏艰险的人才能达到顶峰。俄罗斯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曾写过一部小说叫《罗亭》，罗亭是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或者说是一个光说空话、不干实事的人。在科学研究中最犯忌的就是这种人，是要误国的。与东邻日本相比，我国的科技力量要比日本差得多，特别是经历了那场“文化大革命”，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除“两弹一星”外，几乎受到毁灭性打击。当年张爱萍将军连讲三声“今不如昔”，真是振聋发聩。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事业有很大进步。但是人才断层、经费不足、学风不正，严重影响事业的发展。要“科教兴国”，已经到了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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