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孙中山给南方熊楠的题字手迹(王晓秋提供)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以往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友人的交往，多偏重于政治、外交等方面，而孙中山与日本科学家南方熊楠的友谊与学术交流，少有人关注，其事迹亦鲜为人知。南方熊楠是孙中山最早认识的日本朋友之一，两人在伦敦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和真挚的友情，后来还有过生物学方面的学术交流。笔者依据有关日文、中文原始材料，试图对这一段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动人友好交流佳话加以考察。

　　孙中山曾盛赞南方熊楠是日本的一位“奇人”

　　南方熊楠是日本近代杰出的生物学家、民俗学家，1867年出生在日本关西地区的和歌山县，比孙中山小一岁。他自幼聪明好学，12岁就读过《本草纲目》等汉文书籍。中学时代就开始对植物学产生浓厚兴趣，到野外收集各种菌类标本。1892年26岁时赴英国伦敦，在大英博物馆协助整理工作，并从事生物学、民俗学、考古学与宗教学的研究。1900年归国，潜心进行科学研究，直到1941年去世。他一生收集了各种菌类标本和图谱4500多种，15000多枚，还撰写了大量论文和随笔。在生物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孙中山曾盛赞南方熊楠是日本的一位“奇”。在给犬养毅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南方熊楠，“君游学欧美将廿年，博通数国语言文字，其哲学理学之精深，虽泰西专门名家每为惊倒，而为植物学一门尤为造诣。君无心名利，苦志于学，独立独行，十余年如一日，诚非人可及也。”

　　孙中山与南方熊楠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相识的

　　有一本书上说:孙中山“与南方氏的交友关系开始于古巴。事在西历1892年”，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天方夜谭。虽然1892年南方熊楠的确去过古巴，可是那一年孙中山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暑假毕业后则往澳门行医，根本没去过古巴，更谈不上在古巴与南方熊楠见面了。

　　实际上，南方熊楠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得清清楚楚，是1897年3月16日，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道格拉斯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的。这是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获救以后不久，他经常到大英博物馆看书，因此得以与南方熊楠邂逅。两人都是博学多识的有志之士，因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科学等等，几乎无所不谈。而且孙中山学过医，南方熊楠研究生物，更有专业上的共同语言。他们有时就在一起交流探讨生物学、医学方面的学术问题。

　　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南方熊楠曾向孙中山介绍了不少日本人士与其相识，这为孙中山以后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孙中山和南方熊楠在伦敦的交往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南方熊楠曾向孙中山介绍日本情况与日本人士，这对于孙中山以后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在《南方熊楠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利用各种机会主动热心地为孙中山介绍日本关心亚洲问题的人士。如陪孙中山登上正在英国港口的日本军舰富士号参观，并与水雷长津田及副长斋藤等交谈。又利用其同乡纪州侯世子德川赖伦和后来任文部大臣的镰田荣吉等人参观大英博物馆的机会，介绍孙中山与他们认识和交谈。他还请镰田为孙中山写了给大陆浪人首领冈本柳之助的介绍信。另外又请曾任和歌山县议会会长的田岛担为孙中山介绍热心亚洲问题的新闻记者菊池谦让及与犬养毅关系密切后来当过大隈内阁文部大臣的尾崎行雄等人。他自己还亲自给后来任众议院议员的朋友佐藤寅次郎写了介绍孙中山的信。这些介绍信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很难考证清楚，日本学者伊原泽周推测，也许是南方熊楠托田岛担介绍的尾崎行雄，通过外务省及与犬养毅的关系进行了疏通，为孙中山在日本居留和开展活动创造了条件。

　　南方熊楠性格刚强豪爽，后来因不堪忍受英国职员的歧视和侮辱，挥拳反击，而被大英博物馆免职。1900年10月，他回到日本，但因无博士学位，未受日本政府和大学的重用，便回到故乡和歌山县潜心研究科学。1901年2月13日，孙中山前往和歌山与南方熊楠叙旧，两人“相见甚欢，流连忘返”。

　　当听说中国爆发武昌起义的消息时，南方熊楠非常高兴，给自己朋友写信说，“我打算前往中国去慰问革命军”

　　在1901年和歌山欢聚以后，南方熊楠与孙中山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他仍十分关心孙中山从事的中国革命事业。1911年10月14日，当他听说中国爆发武昌起义，革命军取得胜利的消息时，非常高兴。他兴奋地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著名的民俗学家柳田国男说:“报上所载的黄兴起兵，大乱爆发的电文我已看到。我与孙文(即孙中山)曾有默契，要是革命情势能一天一天地稳定下来的话，我打算前往中国去慰问革命军。”一个月以后，他又写信告诉柳田国男，他过去在和歌山与孙文欢谈时，还达成一个默契，“那就是他的革命一旦成功的话，将在广州的罗浮山开设一个植物园。”他表示愿意到中国去做科学研究。

　　1941年9月22日，即南方熊楠逝世前几个月，虽然当时中日两国正处于敌对战争状态，他仍写信给民俗学家中山太郎，表示“自己在生物学上研究的成果，为答谢诸君赞助我的盛意，多已出版。其未出版的部分，以及所有的图书及标本等物，为纪念旧知孙文与我的友情，以学校的常备品赠送给中山大学，以加深中日两国的亲善。”充分表达了这位日本科学家对孙中山及中国人民真挚热忱的友情。(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