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直关注着贵报发展的忠实读者，我最近看到贵报推出“史海钩沉”专刊，首篇为北京文人蒋力探访中国明王朝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之墓的文章。其文化含量之深，历史蕴意之浓，都令读者捧文唏嘘。笔者也想顺沿着这个话题，说一说未曾踏上过东瀛之地的利玛窦，当年依靠宦官进入中国皇宫后绘制世界地图之举给东邻日本带来的影响。

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说自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后，西洋知识就源源不断传入中国。一位名叫金尼阁的传教士在一个船上运了七千册西文书籍到中国来。这种说法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当时这些书籍给中国人几乎带来了欧洲的知识世界却是不争的事实。需要指出的是，明末清初，作为“学术传教”的手段，那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们又纷纷用汉文翻译、编写了大量天主教及西方科技书籍。这些“西书”并没有在中国止步，而是陆续东传进日本和朝鲜，并在那里的知识界引起强烈震动，直接影响了它们近代化的进程。利玛窦在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东传到日本，就具有这样的内涵和意义。

利氏在华精绘图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28年期间，曾经以欧洲地图为原型，绘制了几幅世界地图，其中广为流传、反响甚大的有三幅，分别是完成于1584年的《山海舆地图》、1600年的《山海舆地全图》和1602年的《坤舆万国全图》。不过，前两者现在已经佚失无存，只有《坤舆万国全图》的初版原刻至今还收藏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意大利波罗尼亚观察大学、日本宫城县立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等处。

来自利玛窦之手的世界地图是中国最早刊行的世界地图，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天文地理书。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其中介绍的许多地理学理论与世界知识都是闻所未闻的新知，包括地圆说、五大洲观念、经纬度的概念和测量方法、气候带的划分方法、地理大发现的新成果、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等。对此，以李之藻、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人士表现出了极大的学习热情，可是，绝大多数的士大夫采取了批判排斥的态度。因此，利玛窦去世后不久，他所绘制的地图就被打适应症冷宫，后来也极少被引用，甚至被视作荒诞失实，失去了生命力。

东传日本路纷纷

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问世后不久，就被介绍到了日本，当时正值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由于奉行闭关锁国的德川幕府从1685年起厉行禁书，利氏地图一度东传受阻。1720年，伴随着德川幕府“洋书解禁令”的下达，利氏地图再次销往东洋。

有的日本学者认为，现今京都大学和内阁文库的藏本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带到日本的，与第一时期的新品相对，这一时期东传的地图多为“二手货”了。利氏地图通过什么途径进入日本，现已无明文记载，但我认为应该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传到日本的——

其一，在华传教士托人或亲自带往日本。据利玛窦《入华记录》，1600年《山海舆地全图》完成后，“诸神甫亦有以寄往澳门及日本者”。其间起桥梁作用的是频繁来往于澳门与日本间的葡萄牙商人，传播路线为北京——澳门——长崎。1613年，德川幕府推行全面禁教，1639年，葡萄牙船被禁止通航日本，这条途径也就因此被迫中断。

其二，中国商人贩卖到日本。江户时代，中国商船频繁进出日本，书籍是两国贸易的大宗商品，世界地图尤其受到日本执政者及知识分子的喜爱，常常被重金购求，商人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绝好的赚钱机会。然而，从厉行禁书开始的1685年，到大量西方科技书获得解禁的1720年，涉及到天主及利玛窦的书籍都被明确制定为禁书，中国商船一旦被发现载有此类书籍，就会受到勒令返航、禁止再次来日本之严厉的处分。所以在这35年的时期里，中国商人大概是不会冒险将利玛窦世界地图带到日本的。

其三，赴日中国人携往日本。据原目贞清所作《舆地图》（1720年）中称，曾有一位官宦人家，从泉州抵长崎，随身携利氏地图一幅，珍藏于家中，被人闻知，坚持借去摹绘，利氏地图因此流传到江户幕府。 这样说来，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应该是从萨摩、长崎两个贸易港登陆，然后流播到日本各地。带有异国风情的利氏地图传到日本后，两百余年间，受到朝野上下的广泛欢迎。曾有日本学者做过统计，江户时代完成的著述中，有20余种利用或者言及利玛窦世界地图，另有25部文献中描绘的世界地图都是以利氏地图为原型做成的。这五十余种文献主要为天文地理书，也不乏小说随笔及面向一般读者的简易百科辞典。通过这些文献，利氏地图影响了江户时代各阶层读书人的世界地理认识。

除了被广泛征引，利氏地图还被争相摹绘。以《坤舆万国全图》为例，现存的中国摹绘本仅有3件，而现存的日本制摹绘本，仅明确所在的就有21件之多，分布在仙台、东京、滋贺、神户、大分等多个地区。这些摹本地图的日本化特征非常明显，比如，为方便阅读，摹绘图多在地名旁标有假名文字；对利氏地图中错误的日本地名部分作了修正；以不同的颜色区分各个地域，色彩因此较原图显得丰富而艳丽。

利氏地图广为流播的结果，奠定了其在日本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的地位。16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人普遍认为，世界是以中国、日本、印度三国为中心。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欧洲文化的陆续传入，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在三国之外，还有一个文明的西洋世界，一种更接近事实的世界认识开始形成。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传入犹如一针催化剂，加速了这种认识的成型，大多数人最后终于冲破“三国世界观”的束缚，确立了科学实证的近代世界观。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也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利氏地图将许多崭新的地理学理论与世界知识带到了日本，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颇为重要的影响。许多汉译地名和专有名词，诸如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直到今天，还出现在日本的世界地图中。而在日本的世界地图制作史上，17至18世纪被称作“利玛窦系世界地图”的世纪。所谓“利玛窦系世界地图”，日本最早刊行的世界地图《万国总图》（1645年）就是这类地图的最初代表。在中国，利氏地图的出现如昙花一现；在日本，地图传入之初并未引起多大轰动，但其影响如水滴石穿，执著而深远。今天，钩沉这样一段历史，对于我们反观中国和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以及对本国近代化的影响，其意义应该远远在“讲故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