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新闻记者及学者鲛岛敬治先生日前不幸病故。消息传出后，中日两国许多熟悉他的新闻界人士、学者、中国驻日大使等外交官都对他寄以哀思，不少中日关系团体都发去唁电，痛惜这位追求日中友好的新闻人士的辞世。
鲛岛先生长期就职于日本经济新闻，先后担任过驻中国特派记者、资深评论员、专务董事兼国际报道总负责人，还担任过日本记者俱乐部理事长、宫泽内阁时期政府外政审议委员。退居二线后为了常访中国，拒绝了担任公司社长的邀请，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中国经济研究员的工作，发起成立了中国研究会，他还在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友好会馆、日中关系史学会等对华友好团体任职。
鲛岛先生1932年出生在中国长春，童年时代是在大连度过的。他说过，“生在中国，把大连作为故乡的我，能作为北京特派员观察中国，探求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是我的唯一愿望。”1964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鲛岛被报社派驻北京，他是根据中日两国互派常驻记者协议派驻中国的首批驻华记者之一。不幸的是，在“文革”极左时期，他曾以“窃取情报”嫌疑被拘捕，遭受过一年零八个月的牢狱之灾，后被驱逐出境。热爱中国又深知中国文化底蕴的鲛岛没有因“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怨恨和疏远中国，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地观察和报道中国，而中国方面也没有忘记这位一直关注日中关系的正直记者，1977年9月，中国方面向鲛岛发出访华邀请。在当年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国领导人对非常时期发生的事情郑重向他表示道歉，并希望他常来常往。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对他说，当时我们也被打倒了，你也是我们的“难友”，中国领导人的坦诚令鲛岛十分感动。
作为资深记者，鲛岛能有机会主持日本经济新闻与人民日报共同举办的中日经济讨论会，是他引以为自豪的人生亮点。从1984年到2004年，两报在20年间举办过9届中日经济讨论会，讨论的内容其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缩影。鲛岛作为日方主持人成功主持过前6次会议。鲛岛以流利的中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真知灼见，每次都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主持会议时有个特点，就是常常引用毛泽东的不惧怕批评、脸要天天洗、变坏事为好事等语录，以少有的坦率对中国经济提出建议。例如他较早向中方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妥善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制止“乱收费”问题。他曾针对某城市的交通混乱现象，引用毛泽东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话，建议中国政府认真解决交通问题，熟悉他的人都称赞鲛岛先生的直言不讳，把他视为诤友。
作为研究中日关系的资深学者，鲛岛多年来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为如何抓住机遇改善日中关系、加强相互理解而奔走呼号，为此撰写过大量中日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著作和论文。上世纪90年代，他作为思考21世纪亚太与日本恳谈会的成员，提出了日本的对华姿态应该确立政治道义、承担国际责任、明确历史认识；在存小异求大同的原则下，通过深入交流对话增加相互理解；在中日间培育人才、加强环保，推进以充实基础设施为主的国家工程项目三大建议。他呼吁建立值得信赖的民间交流渠道，培育像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古井喜实那样热心推动日中关系的政治家以及像稻山嘉宽、冈崎嘉平太那样的经济界人士。他多次反驳日本在历史认识上的某些怪论，多次撰文呼吁日本要正视历史。他曾以日本明治维新初期长州与会津两地因1868年的戊辰战争结怨，逾120年仍互不往来的事例，促请国人理解侵略战争受害者的感情，要以真诚抚平中国人民的心灵创伤。
因工作关系，本报记者与鲛岛先生相识多年，常就中日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先生毅力坚强，乐观向上，虽因舌癌先后动过5次手术，病魔缠身却泰然处之。我多次见他拿出夫人为他调制好的各种药剂，掺上维生素之类大把大把服用而不叫苦。他是位热心于日中关系的社会活动家，他对我说，他的信条是“终生现役”———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决不休息。记得在1998年他接受第三次手术后，仅一个星期便执意出院，拖着病身在东京主持了日中关系国际讨论会。去年秋天，日中友好会馆举办中国民营经济大型研讨会，特邀鲛岛先生主持。他不顾刚做完手术后的虚弱一口应承。为了使研讨会开得更有成效，他在会前彻夜不眠做了认真准备，针对日本经济界不了解中国民企情况，有针对性地请中方学者介绍了中国民营企业的雇工、税制、民营企业家入党等问题，收到良好效果。那次会议实际上是鲛岛先生最后一次社会活动，会后不久就住进了医院。去年年底我与他夫人通话，提出前往医院看望，但因先生身体情况不允许而被婉拒，只好托日本朋友向他转达慰问，原本以为能挺过来，未承想天不遂人愿，他最终被病魔夺去生命。
鲛岛敬治先生，您是位维护日中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贤人、关心日中关系发展的有识之士。您那热情、豁达、对人坦诚的人格，不怀偏见的友善之心以及对工作的一丝不苟是一个榜样，您对发展日中关系倾注的热情将长久为人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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