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东大寺的大佛像
8世纪,日本在奈良修建东大寺。东大寺中的金钢佛像,重五百吨,高五丈,历时近十年塑成。它是圣武天皇学武则天在洛阳营建大佛而铸造的,与中国洛阳龙门奉天寺的庐舍那佛同名。东大寺佛殿圆柱所用木材直径33尺8寸,高130尺,为日本著名古建筑之一。1180年东大寺毁于战火,在重建过程中,中国工匠曾前往协助,著名铸工陈和卿就因参与铸造大佛头部而闻名。
十、传播中国茶文化的日本茶祖荣西
荣西(1141年至1215年),日本临济禅宗的创始人,俗姓贺阳。出生于日本现冈山县的一个神官家庭,自幼学习佛法,造诣深厚。
中国茶叶在8世纪传入日本后,日本完全依赖中国输入,饮茶风习只限于宫廷贵族等阶层,很难普及到民间。9世纪后,随着停派遣唐使,从中国进口茶叶骤减,饮茶之习也逐渐衰亡。12世纪后叶,荣西为深入学习中国佛教,多次渡海入宋,将中国茶籽带回日本培植并广为传播,使中国的茶种及茶的栽培饮用方法在日本得以推广。随着茶树栽培的普及,饮茶成为日本广大民众的习俗。1192年,荣西将他所著《吃茶养生记》一书献给幕府(当时日本的武士政权),这是日本第一部茶书。荣西在书中介绍了茶的功能、种类、茶具,以及采茶、制茶、点茶的方法,奠定了日本茶道的基础,荣西被尊为日本茶祖。
十一、宋代中日科学技术交流
宋代中日两国的医学、陶瓷、建筑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两国间的交流更加频繁。
984年,日本著名医生丹波康赖以中国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为主要参考资料,编成《医心方》30卷,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取舍摘录了隋唐名医书中关于内、外、妇产、小儿、针灸、眼等科的学说,成为当时日本医学发展重要成果的重要总结。日本的陶瓷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享有很高声誉的“濑户烧”是由日本著名陶工加藤藤四郎发展起来的。他于1223年来中国学习烧制陶瓷的技术,逗留五年,1228年回到日本在山田郡的濑户村(今爱知县濑户市)试烧,成功后在濑户大量烧制。
宋代传入日本的建筑式样有两种,一种叫天竺式,一种叫唐式。最早把天竺式传入日本的是日僧重源,最早把唐式建筑传入日本的是日僧“茶祖”荣西。
十二、近代中日交流
近代,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对中国的影响较大。1896年,中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13人,至1906年,达到一万人。其中包括60岁的老人和10余岁的少年,还有青年妇女。他们学习的范围遍及语言、文学、政治、法律、医学、财政、商业、工矿、农林、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当时留日学生还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从日方翻译和转译的书籍达321种,占我国翻译世界各国书籍总和的60%以上。现代汉语中也有不少词汇是从日本吸收来的,如“场合”、“不景气”、“经验”、“权威”、“集团”、“申请”、“立场”等等。除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以外,中国还从日本聘请了大量日本教师(当时称教习)。20世纪在废除科举后创办的所谓新式学堂中,有不少聘请了日本教习。
十三、黄遵宪与日本
黄遵宪(1848-1905),清末诗人,字公度,广州嘉应州(今梅县)人。1875年中举,次年赴日任使馆文化参赞,在日6年。他在日任职期间,除了办外交,进行文化交流外,还从事日本史研究。他亲眼看到明治维新使日本富强起来,特别致力于明治维新的研究,写了《日本国志》一书。他还著有《日本杂事诗》二百首,反映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黄遵宪还以他真诚的感情,作了歌唱中日两大民族永远和好的诗篇,如: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
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
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
又如:
唐宋时遣使,车书万里同。……
益知唇齿交,道谊在和衷。
十四、孙中山与日本
中国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曾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1924年在日本神户发表过著名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说,指出“今后日本究竟是做西洋的霸道文化的走狗呢?还是做东洋的王道文化的干城?请日本人民细细考虑,作出慎重的选择”。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得到了许多日本朋友的支持与帮助。宫崎寅藏(又名宫崎滔天,1870年至1922年)就是其中一个。1897年,宫崎读了孙中山所著《伦敦被难记》,进一步了解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对他十分敬佩。宫崎在记载与孙中山首次见面的印象中说,他“思想何其高尚,识见何其卓越,抱负何其远大,感情何其诚挚,我国人士中如彼者果有几人?是诚东亚之珍宝也!”这次见面时写下的十多张笔谈记录,一直保存至今,与后来孙中山书赠宫崎的“推心置腹”横幅,都是记载中日人民友好情谊的珍贵记录。
1918年,孙中山在日本山口县下关市居住时,得到邻居田中隆的照顾和帮助。为了答谢朋友的深情,孙中山把中国出土的四颗古莲子赠送给田中隆。田中隆死后,这四颗古莲子就由他的家属保存下来。1960年,田中隆的家属从报纸上知道古莲子能够发芽,就请另一位日本朋友设法培育,果然有一颗古莲子发了芽,开了美丽的莲花,结了丰满的莲子。日本朋友称为“孙文之莲”。1972年,田中隆的家属从收获的莲子中选了四颗,赠给中国人民。这四颗标志中日人民友谊的莲子,经中国园林工人的精心培育,已在首都中山公园发芽开花。
十五、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
鲁迅于1902年至1909年在日本留学。
1904年9月,鲁迅离开东京到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即现在日本东北大学的医学系)。在仙台医专时,有一位使鲁迅终身不忘的教师,他就是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当鲁迅要离开这所学校时,藤野先生依依不舍,送给鲁迅一张照片,后面写着两个字“惜别”。鲁迅一直把这张照片挂在北京寓所卧室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1926年,鲁迅在题为《藤野先生》的短文中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1927年以后鲁迅到上海生活、工作。那时,鲁迅为了寻求马列主义真理,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鲁迅从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里买了不少马列的书。内山对鲁迅十分尊敬,在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经常利用书店作为与革命同志约会的地点,内山等日本朋友也多次冒着风险,为鲁迅提供躲避反动派追捕的场所,还以书店职员名义,为鲁迅租了一间房子,成为珍藏和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秘密读书室”。
1931年4月,一位日本青年经内山介绍,与鲁迅相识。他就是已故日本关西大学教授、鲁迅著作翻译家增田涉。当时,增田准备翻译鲁迅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为解决疑难问题而向鲁迅请教,鲁迅亲自用日语给增田讲解,两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增田所译《中国小说史略》于1935年7月出版,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很大意义。增田辞别鲁迅时,鲁迅赠诗道:“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充分反映了鲁迅对他曾在日本度过青年时代的怀念。
1933年“一•二八”事变时,鲁迅的好友、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博士来上海,饲养了一只鸽子,并带回国。后鸽子死去,西村为纪念鸽子所代表的自己同中国的友好感情,特建一座“三义塔”,将鸽子葬于塔内,并请鲁迅题诗留念。鲁迅遂做诗《题三义塔》。全诗如下:
题三义塔
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残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后来该诗的最后两句常被用于形容中日关系。
十六、京都岚山周总理诗碑
京都古称平安京,是一千多年前仿效中国长安的格局建设的,有“千年古都”之称。岚山,是位于京都西北的风景区。
周恩来同志1917年9月到1919年4月在日本学习。“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决心回国参加日益发展的革命斗争。周恩来同志回国前,两次游览了京都岚山,写下了《雨中岚山——日本京都》一诗,抒发自己在思想境界中看到光明的喜悦。诗文是:
雨中两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蒙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见姣妍。
周总理逝世后,日本人民为缅怀周总理对中日友好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在周总理曾经留下足迹的京都岚山,建立了周总理诗碑。诗碑是用京都质地坚硬的名石鞍马石制成的,深褐色的碑石正面刻着由中日友好协会已故会长廖承志书写的《雨中岚山》诗全文。1979年4月16日,应日本国会邀请访日的邓颖超副委员长参加了周总理诗碑揭幕典礼。
十七、郭沫若与日本
1913年底,郭沫若赴日留学,立志习一技艺,报效国家。1914年6月,郭沫若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并因成绩优异成为官费生,后进入冈山六高和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
在日留学期间,是郭沫若前期世界观、文艺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中国“五四”运动的感召下,1919年冬至1920年上半年,在博多湾网屋町临海的一所矮屋里,郭沫若进入了诗歌创作的爆发期,完成了《女神》的主体部分及许多代表作,如《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凤凰涅磐》等,1921年4月,郭沫若辞别日本妻子回到祖国,弃医从文,创建了“创造社”,形成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倾向和文学流派。
郭沫若曾协助周总理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做了许多工作,接待了西园寺公一、松村谦三等日本友人。1972年春,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河原崎长十郎在日本上演历史剧《屈原》获得成功。1972年秋,郭沫若在北京赋词,热烈祝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词曰:
沁园春
祝中日恢复邦交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
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
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
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同寻常。
岂容战犯猖狂,八十载风雷激大洋。
喜雾霁云开,渠成水到,秋高气爽,菊茂花香;
公报飞传,邦交恢复,一片欢声起四方。
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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