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上旬的一天晚上,中村义光和北川、山口三人悄悄地逃离敦化的八路军野战医院,前往敦化西北方向大约100公里的蛟河。他们穿的是八路军军服,脚上是布鞋,走起来倒是轻便。干粮是知道内情的日本炊事员给他们准备的玉米面大饼子和一包盐。为了尽早远离敦化,他们绕过驻有八路军的村落,在草地里彻夜行走。他们出逃的时候是晴天,东北的夏夜,天空有星星在闪烁。 之所以要去蛟河,是因为那里处于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拉锯战的地带。在中村义光的记忆中,他们出逃的时候蛟河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占领下。第一天夜里他们跑了大约40公里,天亮之后便钻进树林,就着盐吃了大饼子,然后睡觉。为了安全,3个人轮班放哨。第二天晚上,为了防止迷路,他们便沿着连接敦化与蛟河的铁路线走,间或在铁道边的树下休息,抽烟。点火的时候用两只手拢起来拢住划着的火柴,这样就不会被远处的人发现。3人都是烟鬼,烟是现卷的。白天睡觉的时候,他们摘了田里的烟叶晒在有阳光的地方,睡醒之后搓碎了备用。那自制的香烟真是太香了,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间,中村义光都时常记得那天夜里自制香烟的香味。当夜又走了大约40公里,来到了一个叫二道河的地方。二道河离蛟河大约只有20公里了。天亮的时候他们找地方准备睡觉,这时候八路军前沿部队的游动哨发现了他们。 哨兵发现的是3个穿着八路军军装、汉语磕磕绊绊的日本人,不能不感到警觉。3人被带到团部接受调查,当天下午适逢部队向敦化方向撤退,晚上,他们就被押回了敦化的野战医院。这是在他们逃走大约48个小时之后。 他们被关进了医院的仓库,外面有人站岗,岗哨2小时换一次班。所幸,无论是在被押回的途中还是被关进仓库之后,他们都没有被捆绑,并有人按时给他们送饭。院领导对他们进行了询问,二旅卫生部长尹海也专门来调查此事,认真听取了他们的陈述。他们坦白说是因为高桥被枪毙之后感到害怕而逃走。 3天之后的晚上,全院召开军人大会,讨论对3名逃兵的处置。参加大会的除了60多名中国人,还有30多名日本人和10多名朝鲜人。政治指导员报告了事情经过之后征求大家的意见,会场上响起一片愤怒的声音: “这是反革命行为!” “这是对人民的亵渎!” “枪毙!” 在场的日本人大都沉默着……。 就在大家开始举手表决的时候,卫生部长尹海带着警卫员出现了。他说:“我来说两句”。 尹海部长是这样说的:“日本同志是身在外国,风土人情、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由于一些误解,给他们造成不安和不必要的担心,我们当领导的也有责任。与其责备他们,不如给他们一个反省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为中国革命发挥自己的力量。大家觉得怎么样?”。 尹海的出现使3位日籍士兵免于一死,惩罚只是当1个月的伙夫。其实,有高桥干雄的先例在,被关进仓库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多年之后,一位当时在敦化的八路军野战医院工作的日本人披露了一个人所不知的事实:他听到3个日本逃兵被抓回的消息之后去仓库周围看情形,听到仓库里传出悲怆的歌声:“走向大海,战死为尸……”。 尹海,这位生于沈阳、1942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不仅救了3个日籍八路军战士的命,而且使在场的所有日籍人员了解了共产党政策的英明。他为解放军保留了一位忠诚的战士,同时保留了一位日后为中日友好和人类和平贡献毕生精力的“和平战士”。 1947年9月,中村义光随尹海从敦化县的第二旅野战医院调到蛟河县的第十纵队29师卫生部当会计,卫生部的管理科长是一位名叫叶树萍的山东人,他给中村取名“钟纯”,并给他制了一枚印章。在那以后7年多的时间里,“钟纯”在47军负责财务工作,利用他在日本时学习的知识,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中,在不间断的行军中,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部队把大量钱款全部交给他管理,派两位中国职员协助他工作,还给他配了手枪。说起这件事,中村义光先生还是颇为自豪:“在我们部队,当时能带手枪的日本人只有我一个”。可惜手枪并没有派上多大用场,只是在湘西剿匪时期携带大量现款行军的时候对付过土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村义光已经是连级干部,所在部队负责党政工作的李指导员动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考虑到父母都在日本,自己终究要回国,所以没有入。1953年回国之后得知,他的母亲在他走后用“忌茶”的方式为他祈祷平安,直到他回国,10年间只喝白水,而不喝自己喜爱的茶。他真的应当回到父母的身边来、回到自己的国家来。 中村义光在尹海的领导下工作了大约7年半。他一直没有忘记尹海的救命之恩。1946年7、8月间,尹海患斑疹伤寒生命垂危,一位名叫近藤清的日籍女护士全程护理。这位护士,后来成了中村义光的妻子。抗美援朝开始后尹海去了朝鲜,中村于1953年回国,从此音信断绝。后来,中村听说尹海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1981年初中村义光意外地得知尹海还活着,赶到北京相见,两双手握在一起,两个人都泪流满面……。
快到5点了,我想中村先生经过我3个多小时的打扰可能累了,便起身告辞。中村先生说:“好吧。我送你到车站。”我问:“走着到车站?”中村先生说:“不。开车去”。我有些吃惊:“您开车?”中村先生回答得很肯定:“开车。要不那天怎么让你到车站给我打电话?”原来那天他让我到韭崎打电话是要开车去接我。想到1923年出生的中村先生已经79岁,我说:“没想到您还开车。都这把年纪了!在中国,过了60岁好像就不能拿驾驶执照了”。这样说的时候我忘记了日本老人的不服老习性。中村先生有些不高兴了:“休得无礼!年龄大了能不能开车,也要看那个人自身的条件!”边说边出了门,穿着拖鞋。家中无人,门也不锁。我问他不锁门没有关系吗?他说“没关系。家里一无所有,谁爱进谁进”。门前路边有个蛇皮纸(中国的建筑工地上常见的那一种)搭成的简易车棚,里面停着一辆白色的丰田轿车,中村先生像进行驾驶表演一样,一把就将车倒出来,让我坐进去。拐上公路的时候正在路上跑的车给他让道,他挥手致谢,动作颇为潇洒。他的驾驶技术是那样熟练,而且,他居然没有带眼镜!“车嘛,我还准备再开他两、三年!”他有些得意、有些自豪地说。 (董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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