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村义光的三个名字

    与相原夫妇见面之后，我想早日采访中村义光先生。中村先生担任“回想四野会”的会长，了解的情况应当更多。与那些参加八路军的日籍医生、护士相比，这位原日本兵的经历也许更有传奇性。那天在相原家里，相原庆子说5月中旬“回想四野会”将在山梨县举行一年一度的集会，中村先生正在忙于会务方面的工作。我说我想去参加，她立即给中村先生打了电话。从她打电话时的称谓和大量使用的敬语，我意识到中村先生很受人尊重。她称中村先生“先生”，而在日本，日语的“先生”一般是用于教师、医生、国会议员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打完电话她告诉我中村先生在中国的时候“差点被杀掉”。
    我给中村先生写了封信，要求登门拜访，估计信已经寄到的时候，又打了电话。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很简练，甚至有些严肃，我想起了那天与他交换名片时他肃然的军人表情。他说4月底之前很忙，5月初的时候哪天都可以，于是我约定5月2日下午1点半前往打扰。刚要放下电话，他又对我说从东京坐长途汽车去甲府然后转电车去韭崎路费更便宜，并告诉我新宿长途汽车站的位置，要我到韭崎就打电话通知他。他的家在山梨县韭崎市的藤井町。
    5月2日上午，我从新宿乘长途汽车去甲府。往返票同时买，只要2900日元，比电车便宜1/3以上。甲府是山梨县首府，我第一次去，但并无陌生感。因为曾经有一位日本朋友的家在甲府，我往甲府写过信。川端康成的短篇名作《伊豆的舞女》中的流浪艺人们，也是从甲府走向遥远的伊豆半岛。到甲府换乘电车，往西北方向坐三站，就是韭崎。下了电车站在韭崎的站台上，我感觉到那里离东京确实很远了。远方是莽莽苍苍的山峦，四周安安静静。车站南边的小山包上立着一座白色的观音塑像，车站站台上就有塑像的说明文：塑像30多米高，是关东三大观音之一。看来这座观音是韭崎市的标志性景观。
    出站口外有一个警察岗亭，我拿了中村先生的名片去询问藤井町的位置。那位热情、文质彬彬的中年警察中等身材，头发较长，有些谢顶，看上去更像一位中学教师。他摊开本市地图，居然找到了中村义光的名字。看来中村先生是本地的名人，连地图上都标明他家的住所。警察说步行过去要20分钟以上，建议我乘公共汽车，并告诉我车站的位置和下一趟车的时间，但地方城市（按中国的标准来看只是小镇）市内公交车班次少，下次车30分钟之后才能来，于是我决定徒步前往，顺道儿看看小镇风景。结果走过了头，只好给中村先生打电话。往回走不远，就看到中村先生站在对面路边的树下对我招手。他的家是马路边的一座平房，房子的周围是许多树和大片农田。
    可能与参加八路军之后管理财务、1953年回国之后长期搞民政工作养成的职业习惯有关，中村先生认真保存着许多资料。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给我看了不少“革命文物”，其中有前国防部长池浩田印有国徽的大名片（尺寸比普通名片大一倍），有以林彪的名义签发的抗美援朝志愿军女护士的伤残证明，有中国战友写给他的信——信上称他“中村义光老战友”，还有许多照片和剪报。照片有去东京中国大使馆参加活动时照的，有访问中国时照的，照片上有前中国空军司令曹里怀、解放军退休老干部尹海、前驻日大使陈健、前驻日武官刘建华少将、现驻日大使武大伟等领导层的人物，剪报多为日本报纸对他参与的活动的报道，还有大陆报纸关于他以及“回想四野会”的成员“回娘家”时活动的报道——他们把去中国访问称作“回娘家”。中村先生说那些材料已经编成一本书送到印刷厂，中旬集会的时候就能拿到。“我的事情，全部、全部写在里面”。他还告诉我昭和五十九年（1984）他曾把自己的回忆文章编印成一本《藤井之杂记》。
    交谈一阵之后，可能是觉得我这个追着换名片、大老远登门拜访的陌生人尚可靠，他把领取中国解放纪念章的日本人的名簿给我看，居然有1535人。收起名簿，他又起身打开身后的柜子，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子。袋子装的是一件灰色的旧制服，制服左胸前缀着一片军功章、纪念章，那是他参加八路军的珍贵纪念。我请他穿上那件上衣站在房门前，拍了几张照片。回到房间，他又起身进了另外一个房间。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崭新的《藤井之杂记》，说：“送给你！”。18年前自己印的书，他手头可能已经很少，轻易不送人了。我表示感谢，请他签名盖章，中村先生说：“我还有个中国名字哪！叫钟纯。在八路军的时候，我是叫钟纯”。所以那本书上有中村先生的两个名字、两枚印章。显然，“钟纯”是“中村”的谐音。
    由于中村先生本人的自述完整、细致，因此采访就变的比较简单。后来阅读那两册个人出版物之后，我知道中村先生在成为“钟纯”之前还有过另外一个名字——高雄义。中村义光、高雄义、钟纯，这三个名字实际上代表了中村先生的三个人生阶段。

     昭和十九年（1944）三月，21岁的中村义光和当时众多的日本青年一样，参军入伍，成了一名日本兵，隶属东部十七部队。一个月之后的1944年4月，他被送往满州，转属满州448部队，当年7月，他成了关东军甲种部队的侯补兵。1945年3月，即入伍一年之后，他作为见习士官转入满州3752部队。当时关东军的假想敌是苏联红军，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思想指导下，他们每天进行着严酷的训练……。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前，22岁的中村义光成了一名陆军少尉。
    在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中村义光有幸躲过了两次“死劫”。
    当时已近二战末期，日军在各主要战场连连失利。1944年7月，关东军主力部队向南方战场大移动，但运兵船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沉入海中，和中村同时入伍的同伴有的淹死，更多的人是战死在海上。根据中村的个人状况，他本应随南行的部队行动，但他恰恰被留在了东北。第二次是1945年5月。当时美军已经攻占冲绳，并开始轰炸东京。为了准备“本土决战”，日军开始对“满州国”关东军的大小军官进行调动。中村所在的连队有4名军官被调回日本本土，在到达下关之前，他们遭美军战机轰炸，全部死亡。而这一次，本应被选中的中村义光又留在了东北。
    这样，中村在吉林迎来了“8·15”日本战败。
    根据中村本人的记述，早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大约一星期的8月9日前后，两、三位在连队当差的本地中国人就说“日本败了”，逃离了连队。连队里长期以来同甘共苦的朝鲜籍士兵也声称“不再服从日本军官的命令”，态度强硬起来。中村据此推断当时“满州国”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掌握着敏感的情报系统，唯有日本人被晾在了一边。这种推断有些道理，因为8月9日不仅是长崎被炸、日本第二次遭到原子弹袭击的日子，而且是苏军参战、对关东军展开全面进攻的日子。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位于吉林省境内的中村义光所在部队的大部分官兵向苏军投降，后来被押往西伯利亚服苦役。但是，对于年轻的中村义光来说，向苏军投降是无法理解的。长期以来的艰苦训练是以苏军为假想敌，现在敌人来到眼前，怎么可以不战而降呢？而且，和中村义光持类似想法的日本兵居然有80多人。但天皇已经宣布投降，又不能独自向苏军开战。怎么办？
    跑吧！
    8月15日黄昏，80多名日本兵告别主力部队，携带武器离开驻地，向朝鲜方向逃去。他们计划从旧满州的东宁地区进入朝鲜，然后从朝鲜半岛返回日本。
    然而，苏军的进驻比他们预想的快得多，前行途中的主要村落都有苏军的游动哨，当年备受日本人压迫的中国人、朝鲜人现在也都用冷漠的眼光看着他们。白天的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夜间行动又不敢生火做饭，只有忍耐。更为糟糕的是，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打了几场遭遇战之后，兵力和武器弹药损耗惨重，活下来的人包括轻伤员，只有十几个了。这样，他们逃往朝鲜的幻想随之破灭。
    几个领头的商量之后，十几个人便沿朝阳川、三道沟方向前往安图，因为他们估计安图应当有日本开拓团，到了那里会有办法。
    为了安全，依然是尽量昼伏夜行，并且尽量在山里走。但山路难行，又不认得路，有时候跌跌爬爬一天，只能走二十几公里，有时候辛辛苦苦走了半天，不知不觉中又转回了出发的地点，……。这样在山里转来转去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干粮全部吃光。没有办法，只好摘野葡萄润嗓子，啃田里的生玉米棒子充饥。所幸8、9月之交的东北，不缺玉米棒子。
    逃亡生活开始20多天之后的9月中旬，十几个人终于到达安图。正如他们预料的，安图有日本开拓团，那是来自日本富山县的富山县新川开拓团。但开拓团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生活考验。边远地区的开拓团也没有逃脱战败国国民的命运。本来，在战争结束前，他们的收获大都被政府征收，日本战败之后，本地人又抢走了他们仅有的一点粮食，苏军到来，又将像样的家具悉数掠去。更惨的是1941、1942年前后在“满蒙开拓”政策的支配下作为“满州新娘”嫁到那里的年轻日本妇女，那时候她们刚刚生下一、两个孩子，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但日本投降前丈夫被紧急召集入伍，她们独自拖着孩子成了战败国的国民。为了保护自己她们把头发剃光装成男子，但知道内情的朝鲜人向苏军告了密，于是她们被苏军士兵奸污。几天后，应征的男人们三三两两逃了回来，开拓团原有的3个村落集中为1个，躲到山里最偏远的村落一起生活。粮食严重不足，他们只好到被当地农民强收的田里去捡庄稼，几个男人还到地主家去打短工，挣口粮。
    尽管如此，开拓团的人们还是接收了这十几个单独行动的士兵。2个月过去了，生活更加艰难。某一天，中村义光便和来自九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北川商量出路。中村认为：为了减轻开拓团的负担、使团员们的生活能够维持得长久一些，他们应当离开这里，投奔在60里外大蒲柴河的山里当土匪的日本兵，这样可以安全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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