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间靖子的爱人王德成曾在日本占领时期，在电影制片厂给日本人当学徒。日军投降后，拿起了摄影机，开始了摄影生涯。在他离休之前，共拍了70多部纪录片。

    婚后不久，大批中共地下工作者渗透到了东北，胜间靖子清楚地记得其中有陈波儿等。有一天，他们找到王德成，谈了很多关于理想、中国的未来的大事。对此，夫妇二人很感动，因为在旧中国，没有人跟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于是，他们决定全家跟着这支穿着破棉袄的军队——解放军走。冒着枪林弹雨，他们到了哈尔滨，后又到了佳木斯，在一个日本人的废弃煤矿里驻了下来。其后，王德成随部队南下。
1947年，生完孩子后，胜间靖子参加了工作。因为表现突出，1948年，胜间靖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清楚地记得她的入党介绍人叫候波。
1951年，胜间靖子全家在北京安了家。她在中国电影洗印厂工作，先后担任了股长、主任、工会主席等职。

    “文革”中的1968年—1972年，胜间靖子因被怀疑里通外国而受到冲击，家人受到牵连。胜间靖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强制改造。身高161厘米、体重43公斤、弱不禁风的胜间靖子通过4年的强制劳动，虽然个子缩小了，但体重长到了50多公斤。胜间靖子谈到“文革”这段经历时，似乎从没流露过痛苦的表情，反而十分轻松。她说，“文革”的那段经历使她学会了认识人——被捧到高处时，是看不清人和事的；处在最低点，反而看清了很多东西。再有，懂得了两个国家再怎么友好，也要相互保守机密。

    在“五七干校”的那段艰辛的岁月里，胜间靖子依然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她积极工作，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她碰到了又一位好人屠铭新。

    1972年，胜间靖子结束了被审查的生活。这时，她才知道，田中角荣来过中国，中日已恢复邦交。田中角荣对周恩来总理说，请照料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周总理答应。胜间靖子因为不愿放弃党籍，便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总理批准。

    “文革”后，离家多年的胜间靖子十分想念她的日本家人。1980年，就要离休的胜间靖子回到了日本。从妹妹那里得知，因为她的父亲在中国时曾经给予一些中国社会底层的人帮助，在日本战败后，他们家一直得到这些中国人的照料，直到1947年，他们全家回到日本。

    胜间靖子回到日本的第一感觉是日本太不了解中国。她觉得应该留在日本作宣传，让日本人，尤其是让日本的孩子了解中国。她被日本读卖国际商业学院录用，教授中文，一干就是22年。

    胜间靖子任职的这所学院每年都要让学生来中国考察。胜间带学生来华，总免不了要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以此教育对那段历史并不清楚的日本学生。在学院里，也只有胜间靖子给同学讲日本侵华史，而别的老师都对此闭口不谈。

    十多年前，通过报纸，胜间靖子知道中国有了一个“希望工程”。从那以后，胜间靖子每年都要给“希望工程”捐款四五万日元。有一年，15级的学生跟胜间靖子一起来中国，知道她在捐助中国的失学学生，没有人号召，这些学生把零用钱捐了出来。那一次，他们捐助了人民币2300元。就这样，捐款一事由15级的学生传给了16级，16级又传给了17级……现在已经传到了21级。捐赠数额由最初不固定到现在每人每月500日元。到了每个月捐款的那一天，孩子们就把钱放到胜间靖子这里，她再给存起来。捐一笔钱，胜间靖子就向“希望工程”要张收据，并把收据拿给学生看。胜间靖子说，这样既可以避嫌，又在学生中建立了信誉。因为胜间靖子即将退休，所以，这次回中国，胜间靖子把所有捐款都带了来，共有120万日元，相当于8万人民币。

    与胜间靖子接触，感觉是一个老中共党员在国外工作，只不过她是个日本人。



胜间靖子的学生评价胜间靖子老师：

  “胜间老师是个心胸特别宽广的人。”
  “胜间老师的中文、日文都说得非常好。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清她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上胜间老师的课很有意思。她经常念一段文字，一半使用中文，一半使用日文。有的时候还用中文点名。我们笑她，她还莫名其妙，没有反应过来。”



胜间靖子对自己一生的评价：

    我出生在一个资本家家庭，因为有钱，家庭不幸。因为战争，留在了中国。回到日本后，很多日本人说我挺可怜。但我不这样认为。从我留在中国的第一天起，遇到困难时，总有人救我，救我的都是中国人。我的一生有很深的战争痕迹，就像一部小说。
我在中国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在中国的经历很光荣。我跟日本学生讲，我的命是用多少条中国人的命换来的，一讲到这些，我的眼泪就会流出来，但他们不理解。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中国国家伟大，中国人民救了我。

    我是一个党员，回到日本后，很怕自己犯错误，怕自己叛变中国。现在想来，我当初选择回日本对了，我发挥了作用，发挥了一名党员的作用。我已经27次回中国，每次回来，我都挺着胸，从没感到耻辱，反而觉得光荣，觉得像是回娘家。很想向组织汇报思想。

   “文革”受冲击之初，我预料到要被剥夺政治权力，但我对受皮肉之苦没有精神准备。有的被审查的人为了尽快摆脱自己的处境，拼命揭发别人，甚至无中生有。我没有那么做，实事求是，没有伤害人。这一点我无愧于心。“文革”的那段经历，让我看清了什么是真正的朋友。还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栽赃别人，否则，以后没脸再见人家。这就是我在“文革”中学到的人生哲学。

    我现在每天收到来自中国各地的大量来信，拆信是一项很大的工作，我很少在1点以前睡过觉，但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做的都是我力所能及的，做的都是作为人应该做的，我很充实，也很满足。(文/刘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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