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把进入婚姻殿堂视为畏途，而全国人口105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口将从目前的1.27亿减为6400万。政府与民间对此趋势一筹莫展。
首次惊现“生不如死”
日本刚刚摆脱经济停滞的烦恼，又陷入了人口负增长困境。近年，日本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这也是日本开展统计人口增长情况105年以来第一次惊现“生不如死”。2005年日本全国新生儿为106.7万人，较前年减少了4.4万人，比1975年的209万人更是锐减近一半。去年全年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为负一万人。如果按此趋势持续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口预计将从目前的1.27亿人减少到6400万人。
5月5日是日本的男孩节，全国各地飘扬着各色鲤鱼旗，儿童依然兴高采烈，享受着各种免费招待的游艺活动。但政府拿出的统计报告却让国人心头沉甸甸：截止到今年4月1日，日本14岁以下的儿童总数有1747万人，较前年同比又减少了4万余，这已是日本儿童人数连续25年减少，而儿童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则是连续32年下跌。
日本“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猪口邦子说：“解决少子化问题已迫在眉睫，政府已将此作为重点议题加大对策力度。从今年4月1日起，政府已将对儿童的抚养补助从原来到小学三年级为止扩大到小学六年级。另外，也将把妇女生育的一次性补助从30万日元（折合约2600美元）提高到50万日元，加大对年轻人生儿育女的经济支持，‘多管齐下’促进和鼓励生育。”
女性“背叛”传统婚恋观
出生率下降是日本现代化中的一个问题。日本战后曾出现过两次婴儿增长高潮，在1949年第一次婴孩高峰时，每年新生儿数高达270万人。在1975年的第二次生育高潮中，年出生婴孩也有209万之多。从婚恋观看，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年满25岁仍未婚的女性曾被讥讽为“圣诞节蛋糕”，暗指“过时就不吃香”了。90年代后，这一年纪变成了31岁，到此时还没有成家的女性，就会被喻作日本人除夕夜一定要吃的“除夕面”，意思是“隔天就没人要吃了”。
最近两年，随着单身女作家酒井顺子的著作《丧家犬的远吠》的畅销，舆论又把30多岁还没有结婚或离婚后没有孩子的“单身女贵族”喻为“丧家犬”，也成为日本的热门话题。酒井顺子坦承与结婚女性相比，自己就是一个被斗败了的“丧家犬”。她分析，“丧家犬”越来越多的原因是，婚姻对当代女性已失去了吸引力。不过，她们对自己的单身状态不再羞于启齿，反而坦然表示，要保卫自己单身贵族的阵线。
酒井表示，其实，多数单身女性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当“丧家犬”的。但在现代生活越来越多元化中，女性早已不必着急20出头就马上结婚生孩子。她们往往早已“背叛”了传统的婚恋规则，与其和年龄相仿但经济实力不强的男子到居酒屋聊天、培养感情，还不如跟世故、有钱的年长男性到高级餐厅享用美味大餐来得快乐。此外，日本男性择偶多喜欢选择年龄、教育程度和薪水都较自己为低的女性结婚，这使得一些年纪大、受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即使有心成家也越来越难找到合适对象。
但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小仓千加子认为，酒井用结婚与否来论断女性一生的成败“实在过于简单化”，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婚姻并不等同于幸福。日本许多家庭妇女对酒井观点也有反弹，显见日本女性已婚与未婚同样感到生命之旅有缺憾，只是缺憾的滋味不同而已。
儿童市场萎缩惊人
出生率下降令一个原有5万亿日元的庞大儿童市场大幅收缩，生产销售儿童服装的公司居然在10年间由原来的1000家锐减到现在的100余家。过去多以两岁至学龄前儿童为对象的音乐教室，相比10年前也缩水一半。日本四年制私立大学的入学人数也低于招生人数，差额接近30%，短期大学招不满学生，缺口为四成多。法政大学校长荒井预测，经过第一轮“关停并转”后，目前日本国内共有710所公私立大学，当中不少在今后10年内也逃脱不了被合并撤销的命运。
更有甚者，产妇日益减少竟带来了妇产科医生“难产”。近10年来，尽管日本新入行的医生总数在增加，但从事妇产科的医生却减少了40%。由于“出生清淡”，仅2004年日本就有163家医院关闭了产科病房，占全国拥有产科病房医院的十分之一。位于东京西南部的隐岐岛也在上个月关闭了当地仅剩一家的产科病房。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八田达夫把日益加剧的出生率下降归咎于劳动力市场的失败和政府在公共政策的扭曲。八田认为，日本出生率下降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因收入不稳定而无法结婚的年轻人在增多；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已婚夫妇因子女养育费用昂贵而放弃生育。
制度缺陷也是问题
另外，日本劳动力市场过分排斥女性就业，特别是已婚、育儿的女性更难找到合适岗位，这实质上抑制了就职人口的比例，严重浪费大批高素质的女性资源，同时也使专职家庭妇女或单身女贵族的比率升高。八田指出，从有收入的职业女性变为家庭妇女后，女性为了保持水涨船高的生活品质和减少生儿育女的负担，大多数选择“不愿生育”。而不想放弃自己喜欢的职业又不想失去经济独立的女性，也只能无奈选择单身贵族的生活。
另外，政府的公共政策本该填补劳动力市场，却又在“浪费”女性的就业资源。制度上的诸多扭曲，也造成过于优待家庭妇女，反而令工作女性经济上“吃亏”。公共补贴若能扩充保育设施和降低育儿成本，必能加强工作女性对婚姻和生育的信心，生育率越来越低的趋势说不定就能挽回。
扬子晚报 2006年05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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