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国际社会学机构主席的日本教授佐佐木先生偕同夫人到中国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秘书长出面请他吃饭，意外地发现他把夫人一人留在宾馆独自来赴宴，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这是日本的习惯，正式场合夫人不出场，其实一起吃饭的多数是熟人。

　　从统计上来看，对日本妇女的看法也有数据的支持，日本和历史上曾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低。2003年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是48.5%，韩国是49.7%，台湾是47.1%。而在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西方国家中，大概只有天主教传统很深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日本差不多。而中国大陆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受失业的影响有所下降，但仍高达70%以上，美国这项数据是60%。

　　但是当我到日本以后，观察到的事实与以前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年轻女性似乎完全是另外的模子塑造出来的。从机场和饭店的服务小姐到大学和公司的白领丽人，日本的青年女性活跃在各个领域。千代和子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已经32岁，她在公司里挺活跃，刚刚生下一女，但发誓说再不生第二个孩子，因为生孩子会影响在公司的发展。小田和美是一个大学讲师，已经过了30岁还没有结婚，有一次闲聊，我笑问她是否把婚姻视为牢笼，她说并没想独身一生，但还未遇到她的白马王子，她总不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多野美奈子是日本一家报社的记者，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她已经结婚几年，但都34岁了还没打算生孩子。我问她为什么不要孩子，她没正面回答，反问我“你为什么要结婚？”这倒把我问住了，以前还从未考虑过，认为这是自然状态，不需要理性的考虑。

　　但日本女性的晚婚、不婚和少生孩子，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性考虑”，而不是自然选择。“少子化”趋势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和社会问题。日本读卖新闻社在2003年进行了婚姻问题的全国舆论调查，其中有52%的人认为“女性不结婚也能够幸福”，而在20—30岁日本年轻人中，接近70%人认为“没有必要结婚”。

　　日本“拒绝生儿育女”一族的日益壮大，的确有一些现实的“理性计算”理由。其一是就业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都不太欢迎家务事多需要休假的育儿母亲，认为她们“能力差”。其二是女性为了在工作中得到晋升机会，都更加努力工作并花费时间进修培训，从而耽误了生儿育女。其三是现代的年轻女性更加追求有个性化的生活，热衷于交友、聚会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而一旦生儿育女，就像股票被套牢，人也显得憔悴了许多，从原来的花容月貌变成半老徐娘。最后，日本的男子仍然比较“大男子主义”，不愿将时间花在家务上让人笑话，时至今日，愿意参与家庭育儿劳务的日本男子依然是凤毛麟角。

　　据2000年4月日本总务厅发表的统计，现在日本14岁以下低年龄人口为1 858万，占日本总人口的14.7%，已经连续19年减少。估计14岁以下低年龄人口2025年将减少到约1 600万，2050年将减少到1 300万。“少子化”的主要原因是未婚率和晚婚率上升，从1985年到1995年十年间，25—29岁日本女性未婚率从30%上升到50%。日本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75年到1997年，由24.7岁上升到26.6岁，已婚女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的有22.1%没有孩子，在36—40岁的有12.6%没有孩子。日本经济企划厅的推算统计认为，“2005年后的15年间，因人口减少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6.7%”。2003年日本出生的婴儿数约为117万人，是历史最低纪录，日本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3人，也创下了最低纪录。

　　“少子化”现象给日本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虽然由于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失业加剧、就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但近年来日本的劳动力有效供给系数逐步降低，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过去仅限于部分产业和中小企业，逐渐扩大到所有产业。为此日本的外国移民社团乘机出谋划策，提出日本可以通过“有步骤地移民”来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孩子数量的减少，还使日本的许多大中小学校生源不足，很多学校为了保证生源，都扩大对外国学生的开放。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少子化”伴随的“老龄化”，未来谁来养活日本的老人成了社会上普遍的远忧近虑。

　　表面看来，日本在人口生育方面与中国面对的问题似乎完全不同。尽管中国在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下，人口的出生率、净增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都降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由于基数太大，人口净增的绝对数仍然是一个吓人的数字。过去有中国每年“生一个加拿大、死一个葡萄牙、净增一个奥地利”笑谈，现在生的少了，但每年仍然净增800多万人口，按这样的水平，15后中国就又增加一个日本的人口。但现在在中国城市生活的人，对日本目前婚姻、生育行为所出现的趋势，也都毫不陌生，中国再过十年，恐怕要面对与日本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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