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谊与人情
   日本人待人处事之中首先考虑的是不能缺少情义。一些初到日本的外国人很难理解日本人的所谓情义。这是因为情义这种生活规范并不是人类共有的普遍准则。
   战后，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被翻成日文。她对情分的分析给日本学者、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冲击。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日本人经常提到的话题中，没有比情分更使人吃不消的了。如同人必须尽义务一样，人情必须偿还。美国人认为，情义与义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如此，情义仍可称得上人类学家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文化中众多范畴中十分少见，但十分珍贵的东西。他是日本特有的。如果不充分认识日本独特的“人情”概念，就很难理解日本人的行动方针。本尼迪克特将日本人情分为几类。一、对社会的人情。包括对主君的义务，对近亲的义务，对他人的义务，对远亲的义务。二、对名誉的人情。包括受到别人侮辱、诽谤时，洗刷污名的义务。不承认自己失败的义务，履行日本人的礼节的义务。
   日本式人情的具体表现为冠婚葬祭的时候家与家之间的互助关系。改建、新建住房遇到困难以及遇到灾害疾病时的互助关系。年初给尊长、上级送礼，亲戚知己间互赠礼物的惯例都是日本情义关系的具体表现。在这里情义意味着规定日本社会关系的一定的生活规范。正因如此，在日本父子关系、主从关系、师徒关系、上下级关系中上者对下者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权威式压迫。无论个人对社会关系、上下级关系、对等的关系、个人的关系、家庭的关系、集体的关系的立场、意志、感情都作为情义的表现，或者顺从，或者对立。日本的道德正是产生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说情义意味着公，人情意味着私。在现代的企业组织中，在现代官僚制度中，情义都根深蒂固地存在。
   这种形式在某种特殊制度的概念一家的问题上则表现为：家长起着代表家的作用。他的个性行为受到限制。同时，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把将个人的私（人情）奉献给家的公（情义）看作最高的道德。由于家长代表家，所以以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关系是家的次序的基础。为家长服务就是为公，家庭成员个人的事为私。对于家族成员来说，为公服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义务。现代日本企业、官僚组织中情义都根深蒂固地存在。在大企业和官僚组织中，与公的关系同时并存的成员间相互的个人的私关系，多以家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种私的关系中也包括公的关系。工作场所下级感受到的情义是上级的照顾和恩惠。同事之间也通过互相照顾，共同体会情义的存在。日本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同一企业体、官厅机构，公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私的关系。或者说往往同私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恩
   同情义一样，日本人日常谈话中时常提到“受恩”、“不忘恩”、“报恩”、“忘恩”等。职员根据年限领取“恩给”（养老金）。尽管平日没有感受到老师多少好处，但在毕业仪式举行之前，一定要举行谢恩会，招待自己的老师，并称老师为恩师。百货公司和商店平日对顾客并不那么在意，年终和结算的时候一定要利用库存举行“谢恩大贱卖”。这是因为“知恩必报”的日本人道德心性在起作用。这种思维方式很早以前就存在于日本社会中，直到今天仍在起作用。
   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对日本人的恩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本尼迪克特指出：在日本，恩人就是债权者。某人领受了上司或者他人的好处后便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劣等感。如果哪一个日本人说他受了某人的恩惠。这就是意味着他今后必须对某人承担一种义务。他必须称债权者即恩惠给予者为恩人。
   近代封建社会的法令、家宅、训诂书、文学作品中到处可见恩的意识。除了武士以外，一般市民、农民也十分强调恩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天皇恩、父母恩、他人恩、主仆恩均与国家有关。除以上四大恩以外，还有祖先恩、主人恩、师傅恩等等。
   原始自发的施恩——受恩——报恩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后期逐渐规范化。直到今天仍然留在现代日本人的思想中。这种纯属近代封建道德的恩，今天仍然是指导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准则。
名与耻
   由日本封建社会培养出的特殊的社会意识中，有一种“惜名知耻”的道德规范。明确提出这种思想的是封建社会初期的镰仓幕府。然而早在平安时期，社会上就有“将门欲扬兵名于天下”、“可怜先灭己身，后扬他名”的说法。就在武士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就十分强调名的思想。
   这种名与耻的思想经过室町时代，在近代封建社会得到继承和发展。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曾大肆鼓吹这种名与耻的思想，当然它是以武士的特权阶级的社会意识为基础的。通过强调“重名”、“知耻”的思想，使武士门产生比普通人、农民优越的感觉。名与耻是维持主从关系不可缺少的体面、面子。
   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来看，他们重视存在于现实中的人伦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胜过重视个人的存在。在这基础上，日本人才考虑别人怎样看待他这个共同体成员。这就是名与耻形成的原因。换句话说，日本社会的基本构造是由对名、耻极其敏感的感觉性构成的。借用本尼迪克特的话来说，耻是日本人对他人的批评做出的反应。如果别人嘲笑，遭到拒绝就会感到耻辱。日本人对耻辱的认识往往超过对错误的认识。他们没有习惯在人前、神前忏悔。在日本只有祝愿幸福的仪式，却没有赎罪的仪式。
礼貌
   人们称赞日本人懂礼貌。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讲礼貌已经到了让人惊奇的地步。天文十八年（1549）曾去过日本的西班牙人扎比埃罗曾在他的书中写到：“在文化、礼仪、风俗、习惯方面（日本人）懂礼貌的程度远远超过西班牙人。”日本文政八年（1811）曾在松前蹲过两年监狱的葛罗宁在他的《日本幽囚记》中写到：“日本人彼此很讲礼貌，不仅下级对上级，就是同级的人彼此之间也很讲礼貌。把腰弯下去，恭恭敬敬地鞠躬。特别是向对方表示敬意的时候，双膝紧闭，跪在地面。日本人外出遇到熟人竟能说上几分钟的寒暄语。不说完这些话，他们决不会干其他要紧的事情。在这里，他们总要互相说上三分钟的话，才肯交班。”直至今日，讲情理的老婆婆遐遇后，仍习惯说很长的寒暄语并相互施礼。
   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指出：“礼仪是社会被分成上上下下的等级的结果。自己侍奉的主君之上，还有其他的主君。向自己的主君行礼为一种规格的话，向主君的主君行礼便需要更高的规格。由于等级不同，行礼的规格也各不相同。所以逐渐产生了等级森严的礼节制度。特别是到了足利（室町）时代——德川（江户）时代，这种制度更加完善。
   幕府时代的词汇中，敬语出奇地多。相比之下，宫中用语的敬语却要少得多。西鹤的《武道传来记》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某武士在马上向另一武士致词，对方认为这是失礼行为，故而大怒，并执意以决斗了解此事。“这段故事体现了封建社会武士阶级特有的礼仪。礼仪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尽管内容方面（道德方面即对对方表示敬意和尊敬之意）发生变化，但形式方面（仪式、作法。例如宗教方面的仪礼，互赠物品、访问、路上的礼节、礼服、食物烹调、使用敬语）却是极为固定的。
   礼仪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代表了主从、上下的身份关系。其实际内容本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亡，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在今天的日本，这种形式上的拘束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老人们经常为年轻人不懂礼节而大动肝火。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孝道
   孝道也是日本人独特的思想方式之一。在日本人看来，孝道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行为。
   孝的观念是东洋特有的观念。印度、中国、朝鲜、日本将他观念、理论化。甲骨文、金文当中的“孝”是在老人面前摆放食物即用物质供养父母的思想。
   日本的孝道并不仅仅表现为孩子对父母的敬慕之情，也不仅仅表现为晚辈对前辈的尊敬之情。日本的孝道还表现为后代单方面承担的一种义务。也就是说，尽管父母没有给孩子多少好处，仅凭生育之恩，就得全心全意为父母服务。这同相互间的感情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单方面地强调儿女方面的自我牺牲。为了表示孝顺，在去当新郎或者新娘的路上自杀或者出卖自身当妓女养活父母等都属于这一类。对于父母作出的这种牺牲，父母没有报答的必要。只需享受就可以了。
   今天日本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福利国家，从物质上供养老人的义务已由国家承担起来，但是从感情上尊敬老人仍是日本社会极为关心的大问题。
农民根性
   今天的日本仍然使用蔑视农民的词汇，如庄稼汉、乡巴佬等，但是，近代日本封建社会的因素——农民的道德根性仍然残留在人们的思想中。尽管人们接受过城市文化的影响，经过资本主义经济风浪的洗礼，但是，只要有一点机会，如遇竞选议员的选举或在村旁修建高速公路时，他们总要站出来，表现他们的农民根性。
   如同“町人根性”、“职人（工匠）根性”一样。农民根性是近代封建社会的产物。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松丸志摩曾对“农民根性”进行分析。第一，农民根性是从“家”的意识中派生出来的。农民世世代代在“家”中养成抑制个人欲望的习性。为了维护“家”，他们相互间显得多心，同时牺牲个人利益采取相应的行动。他们这么作完全是为了提高“家”的地位，使其经济变得富裕一些。这就是家本位利己主义的思维方式。除了本家以外，在亲戚、近邻当中还有本家、分家、族长、族员，每个“家”都在“家”与“家”的联系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农民必须在他的“家”中维持自己的体面。他们宁愿将自己拼死拼活地劳动、近似吝啬的节俭中得到的钱，浪费在装饰门面上，就是为了“家”的意识。
   家与家之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一种历史性的联系。家与家的关系就是在恩与情义方面的互相帮助。这种由恩和情义组成的家与家的联系加上其他的联系，形成特定的村际关系。对于农民来说，在村子里农民根据各自不同的身份、阶层、地位严格遵守这种维护既成规范的。尽管一些下层农民对此不满，但是墨守旧的风俗习惯的保守主义是农民历来的处世方针。
町人根性
   根据《倭名类钞抄》的解释：“町，和名玛柒、田区也”。日本的町是根据政治、宗教、交通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日本镰仓时代、商工业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商人、工匠作为独立经营者，其人数不断增加，当时大量的商人、工匠居住在城内町。进入室町时代以后，出现了町人组织，这种组织同农村的农民组织相对应，其成员称为町众。战国时代大名同武家、商人、工匠共同建设了城下町。町逐渐具备了发展经济的条件。由于统治者丰臣秀吉禁止武家转为百姓、町人，施行兵、农分离，农工商为主的政策，町人便成为商人、工匠的别称。
   所谓的町人根性是指处在近代封建社会最低层的商人阶层的集团意识及生活习惯。町人根性是近代封建制的产物。宫本又次将町人根性的消极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服务意识；二、体面意识；三、界限意识。所谓的服务意识是指町人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经商行为。他们只得遵循统治阶级的道德观，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极为低贱的。也就是说，服务意识当中就包含着妄自菲薄的成分。所谓的体面意识是指全盘接受统治阶级的理论，忌讳不守信用和不正当行为，同时十分重视同行、同族间的经常性联系。所谓界限意识是指尊重先例，墨守祖法，反对创新等封建社会的指导精神。从“信守祖业”的家训便可了解这种思想的实质。町人的这些服务、体面、界限意识不过是由外部的强制力量造成的道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町人不具备使社会变质、解体的力量。他们只能寄生在封建体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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