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街头，遮天蔽日的巨大建筑及其顶端依稀可见的“帝国银行”“帝国生命”等字样，仿佛还在诉说往日的辉煌，但它单调的样式，饱受风吹雨淋而变得沉闷暗淡的色彩，以及进进出出的人们脸上肃穆的神情，在在都预示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经济帝国，已无可挽回地进入了衰败的时代。

    沉沦还是升腾？

    就像“汉才和魂”提出之前，农民轮番使用锄头和刀剑，也无法使妻儿避免饥寒；就像目光转向欧洲的学问和制度之前，幕府的残暴统治使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令人窒息；就像1853年美国人佩里的军舰开始在东京湾里游弋，朝野惊谔；就像1945年原子弹爆炸之后，面对熊熊燃烧的火焰及遍地瓦砾……一个问题又一次摆在面前：日本向何处去？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但没有理由悲观失望：严明的纪律，认真的态度，对工作的热诚，清醒的自我意识以及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这一切不都还在吗？

    只要找到方向，照样创造奇迹。

    但如果找不到方向，那么这个帝国将被抛在进步的潮流之外，日本人有可能像文明世界的土著一样，只能在令人难堪的停滞之中靠回忆过去艰难度日了；而如果找错了方向，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那么毁灭的厄运将降临在这个土地狭窄、资源贫乏，好像只剩皮和骨头的岛国，这恐怕是善良的人们都不愿看到的。

    何去何从？

    迷失的员工

    “下一个，会轮到我吗？”

    田中小姐的哥哥在日本第二大成套设备公司工作已经20多年了，近来常常被噩梦惊醒，脸上的阴云挥之不去：公司持续裁员，身边的工友不断离去，下一个会是自己吗？

    裁员从6年前就开始了。过去可以办提前退休，甚至由公司出面帮助联系工作，而现在只能靠自己撞大运了；以前银行存款利率高，退休后靠利息也能维持体面的生活，而现在利率几乎为零，除了紧衣缩食，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像田中哥哥这样忧心忡忡的人，远不是少数。

    由于经济长期低迷，企业员工的终身雇佣制受到冲击。在九十年代“失去的十年”中，有87000多名员工离开了效力多年的企业。进入新世纪后，企业裁员的消息更像天边的乌云一样，接踵而来，而每一片云影飘过，都使人内心颤抖：住友三菱银行宣布裁员4900人，松下裁8000人，TDK裁8860人，东芝公司裁19000人，富士通打算砍掉16000人，NEC又在其原先职位削减基础上增加了15000名，索尼公司裁20000人，日立公司20000人，日本五十铃自动车公司宣布，计划在总公司和国内外分支机构中再次裁减3000名员工，从而使该公司两年内的裁员人数达到公司员工总数的30％。

    大企业尚且如此，中小企业日子更加难过，因企业破产倒闭而业主自尽的消息屡屡见诸报断，失去工作的工人，数目又有多少呢？

    裁员总是痛苦的事情，对日本的企业和员工来说痛苦尤甚，因为她动摇的是人的信念。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奉行的是一套不同于欧美的制度，终身雇佣制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制胜法宝之一。欧美企业一般的人才战略是：从市场上招人，从竞争对手那里挖人，遇到紧缩则大规模裁人，雇佣关系清楚明白，解聘跳槽是家常便饭；而日本的企业则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家庭色彩：企业把员工当成自己的孩子，在技能培训上肯大把花钱，在生活上关怀更是无微不至，遇到生老病死等红白喜事，公司高层甚至董事长都会出面关照。在职务的升迁上，是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管理人员都从内部培养，鲜有从其他公司挖人的情况。既然老板有情，员工也有义，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公司忠心耿耿，甚至将其视为人生的归宿。企业与员工这种水乳交融、血肉相连、恩重情深的关系，一直被传为佳话。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更是广为流传：著名的松下集团也曾经大面积亏损，当时总裁松下幸之助卧病在床，各级主管经过协商，准备实行“生产减半，工人减半”。松下先生看完提案，亲笔批复：生产即日减半，工人一个不许解雇。根据这条指令，公司实行半日工作制，雇员的工资全额照付。员工们深受感动，不仅工作更加卖力，还义务推销公司产品。短短几个月，库存商品便销售一空，松下电器也很快摆脱了困境。

    《读卖新闻》的资深记者田中光辅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欧美公司的工资是高一些，但他们对员工培训上不会花血本，也不太顾及员工的后顾之忧，并且裁起人来毫不留情；日本同类公司工资可能低一些，但肯在员工身上投资，也比较有人情味，你愿意选择哪一种呢？

    确实，现在对这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作出研判还为时尚早，但大范围、大规模的裁员毕竟给员工的心头蒙上了阴影。感情都是相互的，尽管企业是为了自保，迫不得已，但毕竟踏进了解雇长期员工的禁区，那么，员工对企业的态度，是否因此也会做相应的调整？维系企业和员工的价值原则及道德准绳是否也会从此改变？

    亚洲研究所的今井健一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的一个例子，也许是一个征兆：中村教授为一家企业工作，他用几年时间发明了半导体青色发光技术，按惯例专利属于公司，他得到的奖金只有1万日元（折合人民币还不到700元）！中村一气之下去了美国，并将他服务过的那家公司告上了法庭。

    哥哥整日提心吊胆，在一家公司当中文翻译的田中小姐日子也不好过。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工作量，并不固定。她住在东京市内一栋木结构的二层小楼上，祖辈传下来的房子，经年失修了，夜里经常有老鼠打架，她拿木棍捅，但老鼠并不怕人。

    觉是睡不成了，她只好披衣起坐：不知道天边的一弯新月下去后，是阴天呢还是晴天？

    迷失的企业

    高桥知世小姐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制造企业时，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高峰。那时业务繁忙，公司经常接待外国客人，请客吃饭，动辄山珍海味，极尽挥霍之能事。下班后，二三好友到银座喝酒，座位车位要提前预定，临时去根本等不到位置。出租车票随便报销，公司并不细问公事私事。高桥小姐有一个夙愿，到伦敦学习美术，然后回国从事艺术品的交易。这在当时也是炙手可热的行当。高桥小姐离开公司赴伦敦留学的时候，公司在最繁华的地段、最豪华的一家意大利人开的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会。然而高桥的愿望只实现了一半：从伦敦回到日本后，经济泡沫已开始破灭，她拜访了几家交易商，被告知他们自己已开始裁员，而很多公司、企业的美术馆已经关闭了。她不得已去了现在供职的这家对外联络机构。以前的同事不无嫉妒地打电话给她，说后来她们再离开的时候，公司就在自己的食堂里简单地聚一下，光景远不如那年月了。

    高桥小姐的境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企业景气的变迁。正像前一篇文章提到的情况那样，员工在流泪，那是因为企业是流血。

    从九十年代起，所向披靡、一度令世界闻风丧胆的日本企业好像得了集体感冒，不是头疼，就是脑热，有的甚至已经涕泪涟涟了。

    日本汽车性能卓越，而且省油，曾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市场形成极大冲击，但现在除丰田、本田业绩尚可外，其他五六家大多已经不行了：马自达被美国福特兼并；三菱被德国奔驰兼并；一直是第二把手的日产，现在已成为失败的例子，被法国雷诺兼并了；五十铃公司更是业绩连续下滑，亏得一塌糊涂：在上个财政年度内，五十铃自动车公司总收入为1.57万亿日元，净亏损则达到667.9亿日元，比前一个财政年度增加了4.2％，为降低成本，有30％的员工将被裁减。

    电子业的巨头们也病得不轻。富士通公司预计2001年亏损2200亿日元，是该公司历史上经营业绩糟糕之最；三菱电器经营业绩也大大滑坡，日前已彻底放弃了原来的盈利预测；东芝公司的前景也不尽人意，据称2001年将有1150亿日元的巨额亏损。总部设在大阪的松下电器公司说，截至2001年9月，松下在六个月内的净亏损金额达695亿日元，这是六年来首次出现期中亏损。“自从公司挂牌上市以来，这是我们首次出现营业亏损。”松下电器公司社长中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感到有责任，也感到很痛苦。”

    更令人痛苦的是，人们对公司未来的增长也没有信心。当东芝、富士通等大公司的重组计划推出后，股票市场并无积极反应，而NEC在推出挽救公司的计划时，股价竟然一路下滑，投资者显然对这些计划不感兴趣。

    曾经呼风唤雨的大企业尚且如此，中小企业的处境就更惨了，倒不过气来一命呜呼的小鱼小虾不计其数。

    丰田和尤尼克罗似乎是极个别的例外。连日本人自己都说，搞不清丰田为什么好；而尤尼克罗的红火似乎更说明了其他公司的凄凉：尤尼克罗是一家生产服装的企业，它1983年创业后一直默默无闻，最近迅速窜红，靠的是什么呢？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低价格”。如果像过去其他企业都景气的时候，人们竟相追逐名牌，这些价格低廉的——尽管质量可能也不错——大路货，会不会门前冷落呢？

    什么时候才能阴霾散尽呢？这个问题恐怕不好回答。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驻东京代表认为：“日本电子公司会一直向下走，直到其找到真正合适自己的产品之后，才会出现增长。”亚洲研究所的今井健一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机器狗和机器人可能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记者在索尼公司参观时，他们自豪地介绍说：“……连比尔盖茨都对我们的机器狗爱不释手。”回到宾馆后，电视上正在展示本田公司生产的会爬坡的机器人。不知道这些也会摇头摆尾、也会生气发怒的尤物，能否成为让日本企业脱离苦海的挪亚方舟？

    迷失的经济

    世界值多少钱？当年日本屡出天价，买下了世界上最昂贵的艺术品，买下了美国的电影公司，法国的葡萄酒厂和纽约的摩天大楼……世界值多少钱？日本人顾盼自雄。

    现在倒过来了，日本人的唱片公司卖了，汽车公司卖了，银行和证券公司也卖了……现在的问题是：日本值多少钱？

    过去是日本人写书：日本可以说不；哈佛教授惊呼：日本第一！现在又倒了回来：美国经济打一个嚏喷，日本就得可怜兮兮地住院治疗了。

    过去是美国人一个劲儿唠叨：警惕日本的经济威胁；现在是日本人一天到晚嚷嚷：小心中国的经济威胁！

    ……

    诸如此类令人心酸的黑色幽默还有很多，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经济帝国的衰落。

    确实，在世界经济史上，就人类的理解力而言，挑战和冲击能比得上日本经济帝国迅猛崛起的，只有它的迅猛衰微了。就像一颗耀眼的行星，拖着亮丽的光环从地平线上呼啸升起，人们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但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她的真实面目，她却突然冒了一股黑烟，发摆子似的抖动了几下，就停在那里干脆不动了，使人惊谔之情，让位于陷入无尽的惆怅……

    这种感情上的体验，恐怕中国人最为强烈了。高速增长的秘诀，企业管理的经验，产业政策的制定甚至政府一些经济部门的设置，日本一直是中国研究和学习的楷模。但是，情况变化太快了。春天的时候，记者到北京大学听讲座，专家们讲的还是日本政府如何扶持企业集团、主银行制度如何有利于企业的监督和银行的发展，到了秋天，专家们已经在反省“航空母舰”的笨拙、银企之间的勾结，银行的巨额呆坏账以及企业无底洞似的不良资产了。

    九十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统计显示，近十年来，日本经济增长率几乎为零，失业率达到创记录的5.4％，政府财政赤字和银行呆坏账都达到空前庞大的规模。而最近的经济预测更加令人悲观：到2002年3月，经济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下降0.9％，按当年价格计算将下降2.3％。

    日本经济为什么会突然陷入停滞的泥潭？记者在日本采访期间，听到各界人士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一为“内需不足说”：日本经济经过数十年奇迹般的高速增长，到八十年代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彩电、空调、汽车等消费品已基本具备，在日本的内需中，个人消费占70％。个人消费不振，导致经济景气低迷——企业效益下降——个人不敢消费，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一为“竞争落伍说”：外国新闻中心常务理事石冢雅彦认为，七十年代，日本的汽车、电器，对世界市场冲击，使美国感到威胁，而美国后来在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主的新经济革命中，将日本甩到了后面；而在服装、家用电器、机械等领域，日本又受到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的冲击，不断爆发的贸易战表明，八十年代之前日本产品的绝对优势已经受到挑战，日本只有通过发展中国等尚没有的经济和服务，才有可能重新确立优势；一为“结构失衡说”：亚洲经济研究所今井健一先生认为，七十年代进入发达国家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经济应向第三产业调整，但由于种种原因政府没有注意到结构的变化，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一为“政策失误说”：丽泽大学成相修教授认为，日本政府有一个坏毛病，一出现萧条立即想到扩大基础工程，这个办法迎合地方势力，对拉选票有好处，但经济效果证明很差。如果当年把财政支出用在解决银行呆账问题，结果恐怕大为不同。此外还有“人口老龄说”“大藏专权说”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

    人们对病因的诊断看法不一，但对经济前景的预测却出奇地一致：问题堆积如山，没有灵丹妙药，不可能出现奇迹。而有些人认为，以前是“发烧”，而现在才是正常。甚至有人认为，十年萧条，还能站住，本身就很了不起，再想其他就属非分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霍斯特·克勒说，日本经济发展连续两年呈现萎缩状态，目前处在“严重的危机中”。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信息部亚洲区主任里查森说，日本是亚洲经济复苏的最大危机所在。他预期日本经济增长2001年将下降1.1％，2002年将继续下降1.1％。小泉最近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日本经济正进一步恶化。”日本马自达公司总裁马克·菲德说得更绝：“唯一能看好日本经济的方法是把统计图表倒过来。”看来，日本经济恐怕还得在衰退的阴云中摸索一段时间了。

    在日本人想以天价收购的艺术珍品中，有一幅凡高的名画《加内医生》。不知在经历了升腾的欢娱和沉沦的困顿之后，日本人对他那悲悯目光中的真实意韵，今天是否有了更深的理解？

    迷失的改革

    萧条的阴云笼罩日本如此之久，人们对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前景如此悲观失望，内心深处渴望变革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小泉纯一郎仅仅是打出了“改革的旗号”，振臂一呼，就收到应者云集的效果，在选举中取得连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成功。在他的身上，寄托了日本民众的希冀：有这么一个人，他凭自己手中的金线，将日本引出令人绝望的停滞的迷宫。但当时间过去半年之后，怀疑的种子已悄悄在人心里滋生：小泉的改革能走多远？他是那个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真命天子吗？

    小泉许诺将日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一个人们都感到骄傲和自尊的社会，一个只要有远见和雄心就能够梦想成真的社会；一个市场规则和社会公正得以实现的社会；一个所有人都感到安全、保险、并与大自然和睦共处的社会；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对外国人有吸引力的社会。

    前景不可谓不迷人。但通过什么渠道使梦想变成现实呢？小泉推出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三个领域在内的七项措施：私有化和规制改革，将特殊法人私有化，在邮政、国立大学、医疗和养老等领域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投资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支持创业；强化社会保险功能，提高医保效率；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重点支持和推动IT和环保等四个领域；生活方式的革命；地方政府更负责任、更有活力；实行财政改革，重新考虑公共投资计划等等。

    但生活的逻辑往往是这样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下面仅以道路公团为例，说明特殊法人的私有化，决非易事；而其他领域的改革，也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

    日本的特殊法人类似国有企业，是由政府设立并给予财政补贴、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机构，涉及道路公团、住宅、金融等很宽泛的领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些机构也不能说没有贡献，加上日子好过，浪费亏损一点也无所谓。现在经济泡沫破灭了，这些特殊机构的问题也像河床的石头一样凸显出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比如，以日本道路公团为首的政府系16个法人，到2001年末，将负债27兆日币，从而成为日本舆论猛烈抨击的对像。

    为什么亏损如此严重呢？政府官僚与建筑企业之间的“钱权交易”是重要原因之一。据日本业内人士讲，日本道路公团的上层人士，多数为“发挥余热”的下台官僚。他们与建设财团暗中勾结，一方面上下联络，帮助打通政府审批环节，另一方面则以工程支出为名捞取政府交通建设巨款。他们捞足、吃饱就行了，至于建成的道路是否盈利，就不是能让他们牵肠挂肚的问题了。

    小泉纯一郎曾多次表示，政府决心关闭或合并那些享用纳税人税款却又人员冗杂、毫无效益的国有企业，但是， 要改革也难。为什么呢？一则是在自民党内部则有一些人反对政府这么做，控制道路公团的政治势力是自民党内的最大派别——桥本派，新政策肯定会有损他们的既得利益。 投鼠忌器，小泉要掂量掂量；一则是技术问题：要实行私有化，就像中曾根分割日本国铁一样，那么谁来承担庞大的债务呢？日本的民营企业，负债与年收入之比多数为0.5，分割前亏损严重、几近破产的日本国铁在1986年时的比值不过是2.8，现在道路公团的年收入是2.4兆日币，而负债高达23.2兆日币，负债与年收入之比是9.7，谁能兜得起这个烂摊子呢？还有一个问题,分割的时候,热闹的能挣钱的路段,大家抢着要,而像名古物南部到东海地区的第二东名这样的、年收费3亿日币、维持费却要72亿、迄今负债已达1163亿日币、根本没办法付利息乃至固定资产税的“烂路”，又怎么处理呢？

    没有改革就没有进步，小泉的口号肯定是对的。但如果改革只是意味着让老百姓忍受降薪、失业的痛苦，而一旦涉及利益集团的皮毛，就一点办法都拿不出来，这样“欺软怕硬”，恐怕比“只说不做”还要糟糕吧。

    民意测验证明了这点。日本《每日新闻》2001年11月19日刊登的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小泉的支持率由上月的81％跌到了本月的75％，创小泉5月就任以来的最低纪录。同时，对小泉的不满率已从2％上升至11％。《每日新闻》分析说，支持率下降的原因是日本经济恶化，而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动作太慢。

    更令人气馁的是，一些分析人士在与记者座谈时认为，一些特殊法人的取消，充其量具有像征意义，对日本经济影响甚微；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难有立杆见影的效果。如果只有痛苦而看不到希望，人何以堪？

    小泉上台之初，日本国内有人喻之为“戈尔巴乔夫”，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有道理的。看过《改革与新思维》的人都知道，那里盲目的激情远胜于缜密的理智、不着边际的幻想远胜于对现实问题的条分缕析、书生意气远胜于庖丁解牛般的老到从容。现在小泉也打着改革的旗帜上台，也喊了很多激动人心的口号，但结局如何，主要还取决于做了多少、做得怎样。小泉内阁的预算要送议会审查，即便经受了考验，后面还有更严峻的在等着呢。

    迷失的外交

    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但最后改变了日期，这件事反映出日本值得警惕的对外政策中，也存在着矛盾和游移。而通过一段时间的采访，记者发现，这种认识上的模糊、心理上的矛盾，在一些阶层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与普通民众有较大反差。

    记者在日本采访期间，适逢中日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接触到的各方人士，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说：“中国货不能进了，农民受冲击，一些企业也顶不住！”有些人认为，这么好的东西，又这么便宜，为什么不能进？众议员林义郎的观点是，目前日本贸易还是顺差，再进一些还可以接受。日本应该通过生产出更好、更便宜的产品，提供更优良的服务，来解决贸易争端。但对于有些企业，如四国岛的纺织厂，由于中国毛巾太多，面临倒闭危险。一下子关闭，问题太大，能否给点时间，使其转向其他产业呢？他说，美日过去有类似的阶段，通过扬长避短，最后问题也解决了。

    庆应大学的小岛朋之教授则对贸易摩擦持更乐观的态度。他说：“日中已经密不可分，贸易主要是依赖关系，冲突部分只占2—3％；860亿美金的贸易顺差中，有三分之二是日本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只是一个虚拟的说法，与事实相距甚远。”

    但在另一些人眼里，“威胁论”可不是一个假命题。林义郎众议员就很严肃地谈到一个荒诞的话题：“日本希望中国经济增长，邦交正常化以来投入几兆日元帮助中国搞电站等基础建设。但如果中国把日本的钱用来生产武器，比如导弹，万一攻击日本，那就太不像话了。”外务省负责中国事务的横井先生说法也很直白：“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连续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使日本人欣慰；但中国的军事投入以17％左右的速度增长，这就不能不使人猜测中国人的意图了。”

    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据林义郎介绍，日本新闻界意见不一：朝日新闻反对；读卖新闻说可以；产经新闻说“8·15”可以；每日新闻的看法是最好别去了。但据朝日新闻国际部主任加藤先生介绍，报社内部意见不一，有人不以为然，有人带高帽子。

    一些人对待现实问题看法不一，在历史问题上，矛盾就更突出了。横井先生的意见就很典型。一方面他说，日本对自己历史还是有反省的，深感对不起周围的亚洲各国人民，也希望能够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但另一方面，又推出这样那样的借口，不正视自己的问题，反而希望别人理解他们的“习惯”。比如有一种说法：“日本民族认错的方式不同，站在那里低着头不说话，就表示错了。”再比如，说“反省”和“道歉”在日文中是一个意思；比如，说“南京大屠杀100％日本人承认有，但不像中国人说的30万，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军民”；还有就是强调日中观念的差别，说什么“靖国神社里是有坏人，但他死了，就不能受责备了，他应该成佛……”甚至说什么“中国人过了很多年又提出新的要求，让人心里很反感”等等。

    这些说法的荒唐是显而易见的，不值一驳。日本和德国都在二次大战中对他国进行了血腥侵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但后来对战争的反省、对受害者的态度和赔偿、对敏感问题的处理，迥然不同。1970年1月25日，勃兰特总理在波兰访问时，冒着霜雪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双膝跪地；1985年，西德总统魏茨捷克作了“无视过去者，也不能正视现在”的著名演讲；2000年2月16日，德国总统拉奥在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讲时说：“我要在以色列人民面前，谦卑地向遭到杀害的人们致哀……请求你们宽恕我们当年的行为。”相比之下，日本人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不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样行事，又怎能求得人们的谅解，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呢？

    据日本一些业内人士讲，小泉对自己上台准备不足，对外交问题素无研究。但他改变参拜日期这件事表明，他也是可以受影响的。如同漆黑的夜里，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小泉之舟将驶向何方？人们只有耐心地观望了。

    迷失的心灵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手持利刃，在一个64岁的老太太身上连捅40下……只是为了知道人是怎么死的！

    而此前的一件少年犯罪，细节更为恐怖：一个初中三年级学生，将一个他认识的11岁学生谋杀，并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颅，放在自己学校的大门口，在他的嘴里塞了一张签着假名的便条。然后他给当地报纸送去声明，称受害者是“烂菜帮子”，并说他之所以要这么干，就是为了报复，对“社会造成的、把自己变成透明存在的义务教育”的报复。

    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上和政治上随波逐流已经很长时间了，地平线上愁云惨淡，无能为力的感觉弥漫在人们心中。这种氛围，使得青少年的犯罪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

    根据警察局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现在每年都有约3000名青少年因为谋杀、抢劫、纵火、强奸等暴力犯罪而被逮捕，这个数字比前些年增长了50％以上。青少年“黑帮”的数量增长惊人，一些在从单位回家的路上的中年男人常常受到一帮青少年的攻击，被抢劫一空。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案件都是一些没有犯罪记录、看起来很“正常的”中学生干的。

    吸毒或从事毒品交易的中学生的数量，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这些孩子们很容易得到毒品，而要抵御它们却很难，与毒品有关的词汇就挂在它们嘴边。

    与“性”有关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气候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少女从事与常规道德标准不合的性交易。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其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在校中学女生。在问到这样做的动机时，通常的说法是“要钱买奢侈品”或“好奇”。社会上对这种事情也有一种说法——“个人行为，可以理解”。把卖淫看作是提供服务得到回报，允许少女通过性得到钱的态度，使得从事这种行业的人的负罪感荡然无存。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此事的反应大多是“它并没有害着谁”、“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错”。

    目前的教育体制首先受到质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知识、智慧而有认同感的人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反而仅仅成了工具，“进入一个好学校，找到一个好工作”是不少人的口号。学校成了阶梯，在那里学生们感到巨大的压力，不停地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落后，而找不到一点舒服的感觉。研究表明，学校里的孩子抱怨紧张和疲劳的比率，日本要比其他国家高很多。专家们说，现在的教育制度，无助于个体适应丰富的人类生活，也无助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社会与学校之间链条的断裂，也成为问题的根源之一。当成人社会都陷入痛苦，当大公司也在裁员，当为一个好公司工作也并不是什么美好体验的时候，还将追求成功、追求胜出、追求为好公司工作的价值观强加在孩子们头上，难道不是一件很无谓的事情吗？

    过去大学毕业，一般都能找到体面的工作。现在，一份固定的工作都是奢求，很多人只能打零工维持生计了。据外国新闻中心的石冢雅彦先生介绍，中学毕业生大概60—70％能升入大学，而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工作定下来的只有37％，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在东京街头，在类似新宿、涩谷这样的喧嚣地带，即便是在很深的夜里，在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影里，也可常见三三两两留着奇怪的发式、穿着奇怪服饰、涂着黑唇绿眼的少男少女勾肩搭背，嬉笑而过，颇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境，不知忧愁是何滋味。在谈到这些人的时候，石冢雅彦先生说：“是的，他们现在还没有感到痛苦，但将来——肯定会的。”

    日本社会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大的转型期。越来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等问题清楚地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教育和社会制度难以逃脱干系，是到了继明治维新、美国占领之后，进行第三次大手术是时候了。目前日本国内，除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外，对教育进行改革的呼声也很高。这是否意味着，那些在失乐园里徘徊的迷途羔羊，有朝一日也能听到天国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