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装革履，面带微笑，弯曲度数适当的鞠躬，彬彬有礼的社交词语，这样的日本人形象中国人并不陌生。曾任驻日大使的杨振亚先生谈到过，1972年，来中国的日本人一年是9000多人，而2005年的今天，来中国的日本人平均每天万人以上。所以，日本人就在我们身边
。
这些来到中国、和中国人坐在一起的日本人，从普通百姓到政治家，不乏当着大家的面说道歉的，不乏表达对那场侵略战争深怀愧疚之情的。但是，到了“集体”的层面时，我们看到的是教科书上对侵华历史的重写，是首相带头参拜供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是一些政治要人公言“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同样是日本人，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两张反差强烈的面孔？而这样两张反差强烈的面孔，哪一张才是真实的？
笔者曾经在日本生活过10年，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我认为，日本人的面孔比上述现象更为复杂。
1991年我到日本富山大学留学，认识了一个名字叫高松尚之的日本人。高松尚之经营一家小小的电镀厂。他知道中国留学生经济上不富裕，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留学生激励会”，每年组织一次旅游，免费招待富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各地观光游览。1996年，听我谈到中国有些贫困生上大学存在经济困难，他又定下来支援计划，每年拿出150万日元支援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在学的贫困大学生。
70几岁的老高松做这些活动没向中国要过任何名誉。他说过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希望中国强大，中日友好。因为黄种人中将来能够代表亚洲和欧、美对垒的只有中国。日本物价贵，居之不易。开始时富山大学留学生很少，只有8、9个人，后来有上百人，一次旅行要雇两台大巴，加上食宿，是很大一笔钱。但这项活动他一做就是19年。支援贫困大学生的活动也坚持9年多了。
显然，这个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却从心里热爱中国的小个子高松，代表着日本人的一个面孔。
我考上京都大学博士后，从富山搬家到京都，事先一位日本朋友帮助我联系了一处住所，可是，车子开到门口，当房主知道要住进来的是中国人时，马上改了主意。那一刻，我站在门外心中充满了屈辱感。一年后，我所居住的京都北区若草庄的房主，新年前热情地邀请很多留学生到他家中做年糕。他准备很多啤酒和点心招待大家，谈话中说到我初来京都被人拒绝的事情，他仰起微微泛红的面孔说，那个人心眼太小了，看不到即将到来的新时代。
对于我，前一位房主冰冷拒绝的面孔和若草庄主因喝了啤酒微微泛红的面孔，都是日本人的面孔。
日本人是复杂的。本尼迪克特在她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中就对日本人优雅而尚武，尚礼而好斗，开放而顽固，服从而又不驯服的矛盾性做过描述。
日本社会同样是复杂的，内部充满了矛盾。举一个例子。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是导致今天中日关系紧张的一个直接因素。历史上，中曾根康弘最初以日本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这位日本前首相在2005年4月19日《读卖新闻》上批判小泉没有中长期的战略眼光。他回忆起当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对日本军人和平民加以保护和送还的往事，认为这与数万名日军战俘死于苏联西伯利亚成为对比，表示东亚诸国即便文化和发展阶段达不到欧盟一样的同一性，但至少应当在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中创建东亚经济机构，增强两国政治家、知识人、商界人的对话。他主张中日睦邻友好。
日本政界有像石原慎太郎那样骨头里就反对中国的声音，也有寻求和中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声音。
2005年3月底，我们请85岁的加藤周一来北京做了两场演讲。
在日本，加藤周一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加藤周一50年代即主张“杂种文化论”，强调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因子来改造日本，推动日本社会进步。这和他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观点一样，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之始终。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和日本社会要求修宪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宪法，加藤周一与大江健三郎等人组成了“九条会”。这个九位平均年龄76岁的老人组成的护宪组合，今天在日本已经发展有两万多成员，成为日本社会维护和平宪法的重要力量。更为可贵的是，即便社会氛围变得非常恶化，他也不惮于公开阐释自己的观点。他引用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以明志。加藤周一在北京期间，我一直陪着他，我钦敬他这份毅然决然的精神。在我的面前，他是代表着日本知识界的一张良知和光明的面孔。
我想，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在力量对比没有出现根本变化之前，我们可能长期面对着多重面孔的日本人。这正是日中关系复杂的一面。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当听到个别的日本人于某个私人场合道歉，不是整个日本人在道歉；即或今天小泉不参加靖国神社的春祭活动，很难期待他明天不去或不会有另一个小泉去参拜，很难期待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会完全“自肃”。即便存在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历史问题等等，也并不等于日本明天就会军国主义化。
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年。60年间，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强行加给日本社会的西方民主和法制，已经成了日本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日本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叫嚣过去的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也有一部分人站出来自费帮助中国劳工和细菌战受害者跟日本政府打官司。
当代的日本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多层面的有各种变量的存在，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力量推动它向哪一个方向发展。
那么，我们能够推动中日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的力量何在？
根本的答案是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回顾历史，日本的外交一直是寻求与最强者结盟以寻求最大利益的外交。一战前后英国最强，所以日本人最为重视日英同盟。二战期间判断德国最强，所以追随德国。战后美国强大，加上被占领，日美同盟被放在最为核心的位置。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出现的是美国超强独大的局面，日本外交更把日美关系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最有代表性的一点是冷战结束后，作为日美共同假设敌的苏联已经解体，来自北方的危胁已不存在，但90年代以来，以苏联为假设敌的日美安保条约不仅没有废弃，相反却得到补强。这就是“有事法案”。
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的亚洲政策一直是从属性的，第二位的，借美国的力量与中国大陆抗衡，一直是日本外交的主线，虽然伴随20世纪后半期叶亚洲经济迅猛的发展，日本国内也出现过重视亚洲，回到亚洲的声音。
事实上，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有大量低佣金人力资源，日本有丰富的资金和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两者的经济是互补的，和则两利。但从美国的立场看，却是中日对抗于自己更为有利。讨论中日关系背后的美国因素，多少离开了本文主旨，这里不展开，但这却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日本国民性的重要问题。
我们知道，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记得90年代初我刚到日本，在日本的大百货只有最低档的货柜才能看到中国的服装或工业制品，并且价格都便宜得很。但今年去看，中高级的货档上已经不乏中国制品，价格也非常可观。不仅服装，百货店、大大小小的家用电器，彩电，微波炉、照相机，林林总总，拿一件看一看，大多后面印着“中国制造”。这里原本摆着的都是日本或其它发达国家的商品呵。
上边说到日本律师自费帮助中国劳工打官司，让我想到子在《尊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中写过的一件往事。1945年6月，被抓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区的中国战俘和劳工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举行了暴动，这就是有名的“花冈事件”。暴动直接的导火索是日本监工用“牛阳鞭”抽打劳工，这种不把人当人的举动超过了中国劳工忍耐的极限。但是，当暴动的领导人确定暴动时间时，他们考虑到监工石川忠助和越后古义勇比较友好，没有打骂过劳工，特地把暴动的日期推后到他们休息的6月30日。
我想，“花冈事件”的中国劳工在那个残酷的敌对环境里不丧失理智，还能区别出日本人善和恶的面孔，实在是值得我们后代子孙效仿。（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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