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02日14:15 新华网

　　我要说的尾崎兄弟是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尾崎秀树及其兄长、进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尾崎秀实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前后曾在上海常驻，同我国的革命事业和左翼文化运动关系密切，后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杀害。尾崎秀树则长期致力于日中两国文学渊源研究和两国文化交流，四年前不幸病逝。

　　日中文化交流的使者

　　1999年7月初，我在访问日本前提出，希望能见一两位日本作家，了解日本文学的现状。到东京后，热心的朋友们告诉我，已安排同日本文艺评论家、前日本笔会会长尾崎秀树共进晚宴，边用餐边交谈。尾崎秀树其人的情况，朋友没有多谈，我也疏于进一步了解。7月10日晚，我们来到位于广尾的美味中华料理店，发现客人已先到一步。他中等身材，满头银丝，穿着宽大的和服，显得有点苍老，举止颇为矜持。稍事寒暄，我们就在和式的座席上落座。尾崎秀树从衣襟下掏出一叠稿纸，非常正式地向我介绍日本当前的文学状况。他从井上靖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楼兰》和《敦煌》，一直谈到大江健三郎刚刚出版的小说《翻跟斗》。菜肴端上来，他看都不看一眼，照旧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他越讲越激昂，额头不禁渗出涔涔汗迹。他严肃而认真的态度，给我留下极为难忘的印象。用餐开始，尾崎秀树收起讲稿，我们随便交谈。这时，我才得知，他于1928年出生在我国台湾省。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中断在台北帝国大学的医学课程返回日本。他当过新闻记者，后因肺病离职。在长达七年的疗养过程中，他大量阅读日本和中国的文学作品，研究日本大众文学，康复时竟以职业作家和大众文学专家的面貌出现于日本文坛。

　　尾崎秀树从1991年起一直担任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代表理事。他曾18次访华，为日中两国民间文化交流付出巨大的辛劳。他采访过许多1930年前后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参与人以及其他知名文艺界人士，先后发表《与鲁迅对话》等著作，表达他对鲁迅的崇敬和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他说，他从小就喜爱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鲁迅的作品。在台湾被迫从军时，他曾把一套《鲁迅选集》寄存在驻防地附近的一个中国人家里，几乎每天都避开旁人的耳目偷偷去阅读，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所以，后来每到北京，他都去参观鲁迅博物馆；每到上海，都去凭吊鲁迅陵墓；每到绍兴，都去参观鲁迅故居。

　　那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就在谈论鲁迅、谈论中国文学中愉快地度过。临别时，他赠送我一本刊有其专辑的《世界文学》杂志和一本《日本文化交流》期刊。期刊的首页刊有他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代表理事的名义撰写的一篇文章，批判一部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战功”的电影，呼吁日本人民以历史为鉴，维护日中友好。

　　“左联”工作的参与者

　　岂料，访日归来刚刚70天，我就接到朋友从东京打来的电话，说尾崎秀树先生于9月21日病逝。我当即发去唁函，并找出那本他亲手赠送的《世界文学》。从其中一篇文章发现，他原来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者尾崎秀实的弟弟。

　　尾崎秀实生于1901年，是尾崎秀树的同父异母兄长。他曾长期随父亲居住在台湾，从小就对中国问题感兴趣。1922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1926年，他离开校园到朝日新闻社工作。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他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在上海3年多的时间里，除新闻报道之外，他撰写有《暴风雨中的中国人》、《现代中国论》等政论性著作。

　　同时，他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他同鲁迅有个人交往，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录。据日本友人增田涉回忆，鲁迅对尾崎印象甚佳，说他“不但知识面广，而且为人诚实可靠”。尾崎还与夏衍、冯乃超、王学文、郑伯奇、田汉、成仿吾等有密切来往，参加他们组织的进步文化活动，帮助他们开展“左联”的工作。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左联”时，把他同当时也在上海的另一位日本进步记者山上正义和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并提，说他们是“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的三位外国同志”。夏衍还说，尾崎秀实“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实际上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同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党员、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合作，经常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经常“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中国同志。

　　尾崎秀实从上海回国后，仍在朝日新闻社工作，就日本和东亚问题发表大量评论。同时，他按照在上海对史沫特莱许下的诺言，将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译成日文出版。他是经中共党员、著名学者陈翰笙介绍在上海结识史沫特莱的。对中国共有的友好感情使他们二人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尾崎秀实称赞史沫特莱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史沫特莱则称赞他“对中国的解放事业既有深刻理解又有坚定信仰”。

　　传递革命信息的情报员

　　1933年9月，佐尔格奉命来到东京搜集日本战争动向情报。次年4月，他同尾崎秀实再次相聚并合作。尾崎把在上海一起工作的日本同仁又组织起来，潜伏到日本的一些重要军政部门。他自己在朝日新闻社的东亚问题调查会从事研究工作。

　　1935年底到1936年初，他为了解华北局势专程来中国，耳闻目睹了红军北上后抗日的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对事变因由、实质和解决方案提出独到的见解，在日本引起轰动。他的好友、日本著名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后来回忆说，尾崎是“一位对历史的发展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因此，他从日本新闻界的一个“中国通”一跃而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

　　1937年6月，他成为近卫文【麻下加吕】首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这使他不但对日本政府的决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在此期间，他把自己掌握的许多有关日本对华战争的情报，通过在上海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人士中西功发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向佐尔格提供的关于日本在华将陷入泥潭的情况，据说对斯大林作出援华抗日的决定产生一定影响。

　　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的真实身份败露，他和尾崎秀实等30多人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1944年11月7日，感到日末途穷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特意选择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将尾崎和佐尔格两人秘密绞死。

　　英勇不屈的和平斗士

　　尾崎秀实被捕后，一直惦记着在中国工作的日本同志。据中国新闻社资深记者杨国光所著《谍海巨星佐尔格》一书披露，1941年10月下旬的一天，在上海的中西功收到一份发自东京的密电。电文没头没尾，只有三个字：向西去。发报人为白川次郎。中西功虽然不知道白川次郎是尾崎秀实的笔名，但他判断，发来这种电报的只能是尾崎秀实。他当时尚不知尾崎秀实已经被捕，但他认为，电文显然是一句暗语，是要他从速撤离上海，西去延安或抗日根据地。现在看来，这个密电要么是尾崎被捕前的精心安排，要么是他被捕后暗中托朋友代发。短短三个字，寄托着他对同志的一片深情，隐含着他对中国革命的无限信托。二战结束后，尾崎秀树心怀对兄长的崇敬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痛恨，开始搜集尾崎秀实和佐尔格案件的材料，并就此进行纪实文学创作。他先后创作和发表了《活着的犹大》、《佐尔格事件》、《佐尔格事件与中国》等几十部有关佐尔格事件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不但客观、翔实地记述了佐尔格事件的内情和始末，而且也歌颂了以尾崎秀树为代表的日本反对侵略战争的和平斗士们的机智和勇敢。这些作品在日本文学界和整个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1964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授佐尔格为“苏联英雄”，以表彰他“立下的卓越功勋和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与英雄气概”。日本政府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授予尾崎秀实什么荣誉称号，但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他却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英勇不屈的和平斗士”。尾崎兄弟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我前不久再次访日，多方打听他们的事迹，得知尾崎秀实安葬在东京西郊的多磨公墓，而尾崎秀树则安葬在神奈川县的柿生陵园。因时间关系，我没能前往两地凭吊，心下难免怅惘，但听到不少日本朋友怀念他们，赞扬他们，倒也颇感欣慰。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西园寺一晃先生，是尾崎秀实当年好友西园寺公一的哲嗣。他在同我交谈时说，尾崎兄弟是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的真正代表。他为有这样的前辈和先贤而感到无比自豪。在忆及尾崎兄弟对日中友好事业的贡献时，他说：“他们的名字已书写在历史上，他们的事迹将永远留驻在日中两国人民的记忆里。”（作者高秋福）（来源：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