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26日,日本朝日啤酒和伊藤忠商事联合出资50亿日元,获得北京啤酒厂55%的股份,日本企业生产的“北京啤洒”成为新的中日经济焦点。技术已经不再是日本企业惟一的手段,投资一直在悄悄影响着中国的市场。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公使井出敬二给出了这样的数字:“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2003年占到了在整个亚洲地区的49.1%,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水平。”用这位上任不到一年的公使的话来说,“中国是日本最成功的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
被广泛认同的中日“政冷经热”,是经济实用主义凯旋的最好解释。日本文化传统中有“有利,有用即有价位”的功利思想,而中国十多年来,恰恰使用的也是“黑猫白猫”理论。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部一等秘书牟野光明说:“投资的主流开始发生在90年代,之前日本来中国投资的数量并不大。”
日本来中国投资加剧,有深刻的国内背景——在美国的压力下,1985年日本被迫签署“广场协议”,日元急剧升值,日本国内生产成本迅速上涨。持续高位的物价让日本企业在很多的生产领域失去了竞争优势,往低工资,低土地价格的东亚地区扩张变成了急迫的出路。以当时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为例,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8-43倍。转移以电机为中心的加工组装业,以及其他制造业,构成了初期的投资领域。
90年代的日本,因“泡沫经济破灭”,在萧条中度过了所谓“失去的10年”。而在这一阶段,欧美公司也开始纷纷抢滩中国,给日本造成极大压力。早野光明介绍说:“到90年代后期,日本投资开始了第二个阶段,将目光转向上海和浙江等华东地区。这时,中国已不单单充当生产基地的角色,也被看作巨大的潜在市场。东芝、松下电器、三洋、三菱等电子类公司,不但在中国生产,也把这里当成了最终的消费市场。作为第三个阶段的目前,日本的投资重心变为北京地区,以利用人力智力资本为主。比如说,日本企业依靠中关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成立研究中心,充分利用这些地方的智力资源。”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爱德华·林肯在一篇介绍日本空心化的文章中提到:日本的传媒在数年内浓墨重彩地描摹日本公司急匆匆地奔赴中国,争夺市场和参与投资的形象。日方担心,生产基地移居邻国有可能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的“空心化”。这种担心在爱德华看来是很站不住脚的,他认为,日本对美国的投资才是大头。以2003年为例,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占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8.7%,美国了29.3%。“如果你担心‘空心化’,是不用担心输出给中国的低工资和低生产率的工作机会的,倒是要考虑一下,让给欧美的高生产率高工资的代价。”爱德华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认为没必要担心所谓的空心化问题,我所惊奇的倒是,当真正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时候,日本媒体的视线反倒停留在中国。”众所周知的两国相互抵触、相互警惕的心理被这位关国学者调侃了一番。
2004年8月17日的《南华早报》有一篇《中国苦涩的收获》的长篇报道,导语中提到:“外国力量对中国经济的支持,最终却培育了国内精英阶层几近仇外的民族情绪。许多45岁以上的经理,企业家和其他高管人员,抱怨他们正承受着外来者的重重剥削。”作者罗伯特给出这样的观点:“事实恰好相反,如果用‘创造’一词不准确的话,正是外来者‘塑造’了中国这样一个群体。”言下之意,大抵中国人应该对这种投资所构成的“塑造”心存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