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1996年,日本政府将教育改革与行政改革、财政改革、经济改革、金融改革、社会保障改革一起,列为日本面向21世纪的六大改革,再次确认了教育改革的重要位置和必要性。由于这次教育改革直接关系到21世纪日本的未来发展,因此倍受人们关注。下面,仅就当前教育改革的背景、措施、特点及前景等加以探讨。
一、改革的起因与过程 在日本近现代史上,曾有过两次教育改革。第一次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近代化,对传统教育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从而奠定了近代教育的基础。第二次是战后在美国占领期间进行的,通过这次教育改革,废除了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确立了现代民主主义的教育体制,为战后和平民主主义的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教育改革,是日本近代以来的第三次。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设想来自于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简称“中教审”)的报告,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发表了进行教育改革的“七点设想”。第二年,在内阁设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以下简称“临教审”),负责制定教育改革的全部计划,从此第三次教育改革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为什么要进行第三次教育改革呢?首先,这是日本追求新的国家目标的需要。经过战后二、三十年的发展,到70、80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英、法、德等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实现了近代以来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曾根首相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企图纠正战后以来的“重经济、轻军事”的发展路线,追求“国际国家”的目标,谋求在国际上增大发言权。实际上,教育改革就是在“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文脉中被提出来的,因此带有很强的国家主义色彩。 其次,战后的教育体系虽然为日本的迅速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本教育中存在的一些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最突出的一点是学历主义严重。在日本社会,人们过于看重毕业学校的名气,所以青少年为了进入名牌大学,从小就展开了激烈的考试竞争。这种状况使得学校教育出现“应试教育”的很大偏向,而忽视了对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的培养,妨碍独创性人才的成长。而且,受“学历社会”和“经济主义”的影响,日本教育中存在着过于偏重智育,而忽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倾向。这种重视知识和技术的传授而忽视学生心灵教育的结果,造成了深刻的精神荒废问题。再有,教育制度强行划一,缺乏灵活多样性。这不仅妨碍了各级学校和教师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教育公式化和形式主义的倾向,也限制了学生的个性、能力、兴趣和适应性的发展。客观地说,上面这些问题已成为日本教育进一步发展的桎告,所以也是日本提出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因所在。 “临教审”经过3年的调查审议,共提出四次审议报告。在1985年“临教审”的报告中,将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规定为“继承日本的传统文化,以日本人的觉悟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另外,与日本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相适应,提出21世纪教育的三个目标:(1)培养具有宽阔胸怀、强健的体魄、丰富的创造力的人才;(2)培养具有自主、自立和公共精神的人才;(3)培养在国际事务中能干的人才。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次教育改革正像一些人所指出的那样,有着浓厚的国家主义和能力主义的色彩。 1987年8月,日本内阁设立了“教育改革实施总部”,负责落实“临教审”的改革方针。之后,于9月10日设立了大学审议会,开始从高等教育推进教育改革。但是,总的来说80年代的教育改革动作不大,也没见到什么明显成效。教育改革付诸具体实施,并且使之具有了新的内涵是到了90年代以后的事。 90年代以后,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给日本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面向21世纪,日本不得不对教育的现状进行深刻反思,将教育改革不断推向深化。 第一,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世界进入了大竞争时代,而且这种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在高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与美国相比也处于下风。可以说,缺少创造性人才,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为日本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在21世纪,知识创新、科技创新、教育创新是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生存下去的命运攸关的大事。很明显,日本过去形成的只热衷于技术开发而轻视基础科学研究,只追求高效率大批量生产而忽视产品的个性化,只重视忠诚和合作精神而忽视独创性的经营战略与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日本的学校教育必须适应信息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社会的新要求,从过去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的人才培养模式中解脱出来,在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观念上创新。 第二,当前日本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现在日本义务教育阶段的就学率几近100%,高中阶段的升学率也已达到96%以上,高等教育的升学率如果将专门学校计算在内的话则超过60%。 随着日本社会少子化的进展,初等、中等教育机构将面临生源不足的现实,高等教育机构也将从学校选择学生走向学生选择学校的时代。这不仅关系到各级教育机构的生存,而且还将带来入学考试过程、学费负担以及学校经营等结构性的变革。而且,社会老龄化的进展,也对教育提出适合不同社会需求多样化的要求。可以预料,日本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在21世纪会更加严重,因此办出各阶段教育的特色和各个学校的特色,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各种人才,是教育改革的课题。 第三,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教育体系是比较封闭的。但随着世界范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以及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迅速进展,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在逐渐加深。这就对日本提出了新的课题:一方面,日本要想在国际社会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更加积极地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日本的繁荣,迎接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挑战,又有必要创造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环境,以吸引国外优秀人才融入日本社会。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培养日本国民的世界意识,增强学校教育的开放性,将成为日本教育改革的不可回避的课题。 第四,90年代以来,日本学生中的欺负、逃学、上课秩序混乱、暴力犯罪、卖淫等问题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越演越厉害,成为困扰日本教育的严重问题。据98年日本总务厅的调查,有着受欺负经验的中小学生为33%,曾看到别的儿童被欺负的中小学生达到56%。另外,中小学的校内暴力事件高达24000件,其中四分之三是在中学发生的。有的学生不堪被欺负所带来的身心痛苦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也发生了报复杀人事件等,事态的深刻程度越来越严重了。2000年,在名古屋市的一个中学,居然发生了受害金额达到5000万日元的恐吓勒索事件,完全超出了大人们的想象。这既反映了社会、家庭的问题,但也反映了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而促使人们对学校教育进行改革。 这样,进入90年代,“中央教育审议会”(简称“中教审”)、“教育课程审议会”及“大学审议会”等咨询机构,不断就教育改革提出建议,这些建议由法律和由行政措施而具体化。总的来说,改革是沿着个性化、多样化、国际化、信息化的方向推进的。但是,90年代后半期以来,随着日本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出现了从另一方面反思战后教育,试图改变原来改革路线的动向。1999年,国旗国歌法成立。2000年,小渊前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在报告中提出“学校要坚定地教授道德”、“全体成员进行社会奉献活动”等建议。这些建议的一些内容,被纳入2001年6月通过的教育改革相关法律中而被法律化。这是与以前的尊重个性、强调能力主义、自由化等教育改革的方向相悖的新动向。
二、改革的主要措施 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陆续推出许多新的举措,使教育改革不断走向具体化。综而观之,其主要支柱有:1、加强国家观念与社会道德观念的培养;2、教育的地方分权与放宽限制;3、精选教育内容与重视体验学习;4、学校与入学考试制度的多样化;5、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结合;等等。下面,试从教育理念、教育行政、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等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1、教育理念与法律改革 现在决定日本教育的基本方式的,是1947年按照日本国宪法的精神成立的“教育基本法”。该法规定教育的目的是“为建设文明和有文化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与福利事业作出贡献,教育必须以陶冶人格为目标,培养和平国家与社会的创造者,希冀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注重勤劳与责任,充满自主精神的身心健康的国民。”该法还对教育的方针、教育的机会均等、义务教育、社会教育、政治教育、宗教教育、教育行政等作了规定,是日本战后教育的基石。 但是,近年来在日本政治保守化的潮流中,日本国内出现了强化国家观念和试图改变“教育基本法”的明显动向。由于“国旗国歌法”的成立,在入学仪式和毕业仪式上升“太阳旗”、唱“君之代”成为国家的决定。虽然对之也存在很强的反对意见甚至抵制行动,但在法律的强制力下,在校长的主导下逐渐得到彻底贯彻。在2000年春季的毕业仪式和入学仪式上,升国旗的达到99%以上,唱国歌的为94~98%,比前一年有很大上升。在2001年的毕业?入学仪式,公立学校升国旗、唱国歌的达到了100%。 另外,2000年3月成立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基于有必要修改“教育基本法”的认识,把强调国家、乡土、传统和强化家庭教育、情操教育等作为研究课题。在同年9月发表的“中间报告”及同年12月发表的“最终报告”中,都载入了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内容。而且,在执政的自民党内,也存在着强大的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势力,看来该法被修改只是时间问题。
2、教育行政改革 教育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地方分权,即将原属于中央的权限下放给地方主管教育的行政机关——教育委员会,与此同时,强化校长在学校运营中的权限和责任。基于1998年9月“中教审”“关于今后的地方教育行政”的咨询报告,地方分权相关法律对原来的制度作了修正。主要之点是:第一,实行教育委员人数的弹性化,废止教育长的任命承认制度;第二,市町村教育委员会与上级教育委员会协议,可以变更公立学校的就学区域和年级组成;第三,为了实施综合学习和密切与地方的关系,设立学校评议员制度。即从放宽限制的观点,扩大了以地方教育委员会和校长为中心的学校自律性和裁量幅度。 教育行政改革的另一个举措是就学区域的自由化。依据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市町村教育委员会指定公立中小学校的就学区域。为了促进创建有魅力、有特色的学校,推动就学区域的自由化,1996年行政改革委员会提出了缓和就学区域限制的方针,97年文部省发出了要求“弹性运用就学区域”的通知,在98年“中教审”的咨询报告中也提出推进弹性化的建议。虽然对此也存在会加剧竞争等的批判,现在有一些地方已经决定导入这一制度。 与此同时,加强对教职员的评议和管理,也作为教育行政改革的一环推行开来。1999年11月,“教职员养成审议会”在第三次咨询报告中,提出录用教员时选考方法的多样化;对新参加工作的不合格者尽早免职;对全体教员进行短期的社会体验研修;对来自民间企业和新毕业的人用不同基准来选考等。而且,为了广泛搜集人才,放宽资格限制,根据教育委员会的判断,没有教员资格的人也可以成为公、私立学校的校长、教头。2001年6月29日,修改后的“地方教育行政法”在国会获得通过,其中规定不能恰当指导学生的教员,在经过研修等仍达不到要求的场合,可以调换到教员以外的岗位,决定权在地方教委。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