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90年代以来的变化

1．社会环境的变化
　　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萧条，金融破绽、奥姆真理教事件、阪神大地震等彻底打破了日本的“安全神话”，日本人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使日本人的价值观又面临新的考验，发生着重大转折。
　　社会经济环境之最重要的变化，是由于经济陷入长期萧条，逼迫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首先，过去按工作年数和年龄决定工资的日本企业，近年来为了有效分配人员费用和改革职员的意识等目的，纷纷导入年俸制。这是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代表的日本型雇佣形态正在崩溃的表现。不管年俸制的内容如何，现在实施实力主义、实绩主义的工资制度，或研究实施的企业在不断增加着。
　　另外，也进行着工资体系的改革。例如，小田急电铁从1997年度将工资制度变为“目标管理”。管理人员在年初制定当年的目标，由全体干部组成的评议会议对其进行审查，分三阶段决定月工资和业绩奖等。在三井造船公司，已经从1996年5月改变管理职位的工资制度，即将工资的三分之二作为能力工资，奖金也随事业部的业绩而变动。从业人员方面的意识也在发生变化。1996年8月，联合综合生活开发研究所以男性上班族为对象进行的舆论调查表明，对能力主义化持“不能简单决定”、“疑问”等否定性评价的人约占45%，“赞成”的为54%，肯定派占上风。而且，从年代来看，40岁左右的中年层比起青年层来支持率更高。对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的修正和改革，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职工和企业的共同体意识和一体感，使职工对工作场所的忠诚心发生质变。
　　经济不景气和社会不安也引起了家庭的变化。一方面，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破产者和失业者增加，这对不少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造成了家庭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在企业改革的大潮中，随着企业忠诚心的变质，产生了回归家庭的潮流，家庭的避风港功能增强。
　　而且，近年来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妇女就业的增加。由于受西方女权思想和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以及家用电器的普及使妇女从繁杂的家务中解脱出来，再加上少子化的进展，不少妻子自立自强的意识日益增强。她们开始不甘心做丈夫的附属，许多人走出家门步入社会，走上了工作岗位。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具有促进男女平等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自然受到冲击。
　　再次，“泡沫经济”的崩溃，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也给与了各种各样的影响。
　　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带来日本人价值观的变化。

2．“讨厌的忠诚心”
　　在企业渐渐改变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不断采取大规模的裁减人员措施来压缩成本的现实面前，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心发生很大变化，是非常自然的。
　　对“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舆论调查，是观察日本人对企业等忠诚心的一个重要指标。日本总理府多年来一直进行这样的一项调查：“你认为今后日本人比起个人利益来应重视国民全体的利益呢，还是比起国民全体的利益来应重视每个人的利益呢?”。从总体来看，虽然认为比起个人利益来更应重视全体利益的人始终占优势，但90年代以来重视全体利益者比率下降（1991年为45.3%，1997年降到39.4%），重视个人利益者比率上升（1991年为24.0%，1997年上升为31.2%），二者呈接近趋势。 这说明，日本职工对工作单位的满足度，对社会的归属意识已明显下降。
　　1999年，日本贸易振兴会进行了一次有关职工就职意识的调查。结果表明，即使是大企业，在5个人当中就有2人考虑掉换工作；3个人中有2人回答“如果条件比这里好，可以考虑调离”。这项调查还表明，90%的人认为“现在提升的难度很大”；70%的人认为变换工作的目的是“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40%的人认为“工资比现在高”。这预示着，在日本企业面临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一生只在一个单位工作就将成为神话。
　　人们对企业归属意识降低，还表现在职工中途退职的增加上。据NHK电视台1999年5月31日报道，现在“青年早期退职”现象非常突出，3个人中就有1个人于3年内退职；到1999年5月31日，去年就职的大学、短大毕业生，1年内就有10万人退职。早期退职的原因是：由于是就职难的时代，所以不管适合不适合自己的特长、自己能否适应、喜欢不喜欢，先进去再说，以谋到工作优先。结果，就职企业与自己的理想、想法差距太大，需要重新寻找自己。另外，公司的习惯作法是让年青人和新进来的人多干活，多加班加点，以后一点点补偿。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觉得靠不住、许多大企业都倒闭，以后谁知道企业怎么样呢?这突出地显示了职工对企业不信任和共同体意识的淡薄。另外，日本人的工作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日本人给世人留下了“工作狂”、“工作中毒者”的印象，但到90年代，这一点也在发生着大的改观。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的舆论调查，进入90年代，“工作志向”的日本人有了较大减少，比“余暇志向”和“工作?余暇两立”的人各少了10个百分点。如1998年“余暇志向”、“工作?余暇两立”和“工作志向”的人各为37%、35%和26%。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人价值观念的变化。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90年代以来日本人对工作场所等共同体归属意识的变化虽然很深刻，但决不等于忠诚意识完全崩溃和彻底瓦解了。如果认为日本人对企业的忠诚心已经完全和永远成为过去，那只能说是个误解。在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以前，日本人对企业等工作场所的忠诚心的淡化，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3．处于矛盾和变化中的家庭观念
　　90年代以来，家庭问题被新闻媒介炒得异常火爆，无论电视还是报刊都在关注和争相报道与家族有关的问题和题材，而且否定性东西占压倒多数，给人们造成了家庭崩溃的印象。如拥有卧床不起的老人而面临崩溃危机的家庭，由家庭内暴力破坏了亲子关系的家庭，因丈夫的轻浮和妻子的偷情而心不相通的家庭，因虐待幼儿而给孩子的精神带来异常的家庭，不能阻止孩子的不良行为的家庭等，在这里，家庭只被说成压迫、迫害、伤害家庭成员的装置。
　　确实，近年来日本的家庭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未必全是负面的和否定性的。例如，“男人工作、女人家庭”的性别分工观念一年比一年淡薄，特别是35岁到40岁的女性赞成的仅为20.6%。（1996年版《国民生活白皮书》）1997年，被雇佣者中的女性的比率达到39.5%，已接近4成。虽然正规雇佣仍然受到限制，离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有很大距离，但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却是事实。
　　家庭的个人化、多样化，也是近些年来的一个较明显的变化。家用电器等的个人使用，个人用房间的普遍化，再加上单身赴任，孩子上私塾等的影响，全体家庭成员一块吃晚饭的时间减少，更别说经常沟通感情了。而且，社会高龄化不断深刻化，1992年10人中有1个高龄的人，186万人1人生活。
　　另外，家族的多样化也在进展。非婚单身的一人家庭、不要孩子的夫妇家庭、事实婚夫妇家庭、因离婚和婚外子的单亲家庭等，家庭形态日益多样化。
　　从来的家庭形态有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问题、如夫妻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中，共同话题较少，在价值观和是非标准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由于丈夫整天忙于工作，夫妻无法进行更多的交流；特别是做妻子的，由于长期束缚于家务中，没有机会发展自己，久而久之使会感到孤独，并转化为对丈夫的不满。这些问题再加上上述各种新观念的影响，带来了离婚的增大。
　　据日本厚生省人口动态统计，战后日本的离婚率在1983年达到高峰，以后有所回落，但90年代以来又呈上升趋势。如1992年有179198对夫妻离婚，超过了1983年的179150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婚后共同生活10年以上的夫妻离异的日渐增多。这种观象表明，日本的一些家庭虽然看上去相互配合，夫妻和睦，但实际上缺少真正的感情交流，只是出于对子女或经济因素等的考虑，在形式上维持着家庭。因此，有人认为日本的夫妻危机不仅体现在离婚这种形式上，而且还存在于日常家庭生活中，对日本家庭的现状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感。
　　实际上，如果只看统计的话，好像日本的家庭还是相对安定的。例如，日本的离婚率与欧美诸国相比，还是有数的低离婚率国家；还有高龄离婚，根据调查结果，“1000对夫妇中也只有4、5对离婚”。这与“激增”一词不太相符。虽然统计未必完全反映现实，但也说明了现实的变化并没有宣传的那样大。
　　NHK放送文化研究所进行的有关调查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日本人关于“女性的家庭与职业”以及“理想的家庭”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女性的家庭与职业”，1998年认为“结婚后即使生了小孩也尽量继续拥有职业”的结婚与职业“两立”的人占46%，战后以来第一次越过“即使结了婚到生小孩以前可以拥有职业”的“育儿优先”的人（38%）。另外，认为“如果结了婚的话应专心维持家庭”的“专心家庭”的人为13%。关于“理想的家庭”，1998年主张“夫妻协作”的人达到45%，大大超过了主张“性角色分担”（17%）和“夫唱妇随”（13%）的人。 但是，与观念的变化不太一致的是，在现实中仍是男人很少干家务，就是女方参加工作的家庭，家务活也是以女方为主。
　　这说明，家庭确实处于变动之中，但是，其流动变化并不快。思考家族问题之际的危险，是或者认为现在的“家庭”什么也能做到，或者宣布家庭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可以说，现代日本人关于家庭的形象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家庭是“得以休息和安闲的场所”，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地方，但同时也蕴含着不少内在的矛盾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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