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后价值现的成立
　　所谓价值观，实际上是人们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之下形成的、对社会行为进行是非、善恶等意义判断的总和。笔者认为，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对国家、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对家庭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对自身精神和物质追求的认知和态度。尽管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等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群中间会出现不同的价值观，但一个社会，特别是在稳定时期的社会，必然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不然社会就难以保持统一、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也存在价值观的交叉和共有的可能性。
　　在战前的日本，绝对效忠天皇、国家，为了天皇和国家而奉公灭私甚至献身，一直占据日本人价值观的中心。与这种观念相互关联、并从基础上支撑之的是传统的家族观念和个人生活中的禁欲主义。但是，战败的事实证明国家执行了一条错误的与世界为敌的路线；而且，作为献身目标的天皇，也于1946年元旦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自己剥下了罩在自己身上的神秘面纱。这使当时的日本人一时失去了效忠的对象。
　　另外，由于战败日本处于被占领之下，失去了主权。由美军占领军总部民政局对教科书实行检定制度，凡是不符合要求的就被删去或被涂抹。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强调个人价值的价值观通过各种途径被介绍和灌输进来。社会的剧烈变动和新旧价值观的激烈冲突与交替，再加上当时人们由于缺吃少穿，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使战后初期的日本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价值混乱。
　　然而，进入50年代，日本已渡过了战后初期的艰难阶段，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渐渐步入正常轨道。这时，社会的发展开始向人们提出新的要求，即建立与社会的安定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统治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相继制定了劳动关联法案、罢工规制法等，对工人运动和罢工加以限制，使用国家机器这个手段来致力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方面也认识到，为了使企业获得长远利益和持续发展，必须保证工人对公司的忠诚，不能轻易解雇工人，从而开始实行终身雇佣制。这使公司与工人的关系为之一变。由于企业与职工关系的相对固定化，再加上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职工可以从企业等工作场所得到自己预期的一切，这大大密切了职工和企业等的关系，使过去人们对国家的忠诚转变为对工作场所等共同体的忠诚。对每个人来讲，企业等工作场所已不仅是劳动的场所，获得经济来源的场所，还成为充实人生和实现人生意义的场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纷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再加上战后新宪法、民法所规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原则的贯彻，以及西方文化的持续影响，导致了原来传统家族共同体的解体。同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也带来了出生率不断下降，家庭规模日渐缩小，“核家族”化迅速进展。家庭共同体的变质，促成了新型家庭观念的成立。
　　另外，物质生活的充实、生活安定化，为人们追求和实现自身的自然欲望提供了物质条件。在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狂涛巨浪的荡涤下，个人生活方面的禁欲主义已彻底成为过去，取代之的是对个人物质欲望的肯定和性意识的解放。
　　总之，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和提高、新宪法精神和西方文化的持续作用和影响这三者相互作用、相互重合，促成了战后日本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

2．战后价值观的内涵
　　这样，到高速经济增长期，新型的战后价值观确立起来。概而言之是，国民的价值取向从国家、天皇转向了企业等工作场所，从传统家族共同体走向了现代家庭，从禁欲主义走向了肯定物质欲望和性解放。
第一，“工作场所至上”。
　　从国家共同体、天皇走向了企业等共同体，这是战后价值观最重要的变化，也是其核心内容。例如，在70、80年代关于天皇的舆论调查中，对天皇“无感情”的国民一直保持在40％以上，为各调查项目的首位，而对天皇抱有“好感”和“尊敬”的国民之和也不过50%左右；而且，年龄越小“无感情”的比率越大。 这说明，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天皇的权威已大大失坠。但是，必须承认，战后日本仍是一个社会、集团志向很强的社会。调查表明，日本人的“社会志向”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水准，“社会贡献意识”也较强。 然而，具体到“社会志向”的内容，却不是志向“社会正义”等与自己相距遥远的“公”的层次，而是指向自己的身边，如企业、学校、官厅等“中间”层次。 也就是说，工作场所共同体占据了社会价值的中心。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日本的大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公司领导和职工都是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那就是把公司搞好。职工一般不会轻易被解雇，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还受到公司领导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而且，由于实行年功序列工资制，人们按步就班晋升，公司领导和职工的工资相差不多。这使职工对企业具有强烈的归属意识。对日本人来说，考进一个公司，也就变成了那个大家庭的成员之一，与公司有一种命运共同体意识：自己的一切都与公司有密切联系，没有公司就没有自己，所以都想把公司搞好。工会也是如此。工会成员也是公司大家庭的一员，所以罢工时也不过分地同公司领导斗争，罢工大部分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而且，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使许多日本人开始把公司当做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将企业视为实现人生意义的地方，把为企业做出贡献和牺牲作为终极价值来追求。
　　这样，工作场所将人生价值、传统社会取向和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在日本人的社会价值取向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第二，“男主外、女主内”。
　　在战前的日本，家的意识、家业延续、重视纵式的亲子关系是家族观念的基本内容。战后，由于制定了新宪法和民法，“个人的尊严和两性的本质的平等”的原则得到贯彻并日益深入人心，再加上现代化的迅速进展，带来了家庭和家庭观念的重大变化。
随着社会的变化，战后日本的家庭也发生了如下几点变化。首先，家庭规模缩小，新式小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家。从祖父母到孙子同居的多世代同居的家族，到高速经济增长期变成了夫妇与孩子的单世代同居型家族（核家族）。据统计，1965年核家族的比率为68.2%，1975年已达到74.1%。 其次，妇女地位的相对提高。男女平等的原则得到逐步贯彻，法律保护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和财产继承权。再次，家庭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家族制度被废除，家庭的政治社会功能和敬神崇祖的功能大大减弱，生产功能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只具有生活消费功能和部分教育功能。于是诞生了丈夫工作、妻子在家里专心家务和养育子女的性别功能分担型家庭。
　　也就是说，虽然战后男女平等和核家族化有很大进展，但由于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在日本的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家庭分工。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内持家，一直是战后日本人认可的带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1973年对“理想的家庭”所做的舆论调查，“性别功能分担”居首位（39%），以下依次为“夫唱妇随”（22%）、“家庭内合作”（2l%）、“夫妇自立”（15%），说明日本人中“男主女从”的意识依然很浓。 另外，据日本总理府所做的“关于妇女的舆论调查”，1987年同意“男人工作、女人持家”这种意见的男性为51.7％，女姓为36.6%；不同意这种意见的男性为20.2%，女性为31.9%，对上述观点首肯的仍占多数。而且，这样的夫妻分工的家庭结构，也并没有结日本人的夫妻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总理府1982年对全国20-59岁的女性进行“关于妇女问题的国际比较调查”时，对夫妇关系感到满意的高达82.5%。
第三，从禁欲主义到物质欲望的肯定。
　　在战时的日本，不仅人们的物质欲望受到很大限制，关于性的表现也受到很严的取缔。但是，随着战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望得到积极肯定和极大满足，特别是性风俗的变化，令人吃惊。
　　首先，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物质的不断丰富，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极大地刺激和扩充了日本人的物质欲望。从60年代的“三种神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到70年代的“3C”（彩电、空调、私家车），从“厨房革命”到美国消费文化的登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不断发生革命，对物质欲望的追求也不断在满足中爬高。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人所指出的对精神、心灵的追求不断降低和丧失的问题。
　　另外，对性自由、性解放的肯定也在一步步扩展着。50～60年代，日本社会围绕着性道德、性描写、性生活发生了很大动摇。关于性表现的自由，象征性地表现了新宪法下权利意识增强的是“查太莱审判”。1959年，因翻译出版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翻译人和出版社遭到控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翻译者和出版社社长被判有罪。但围绕这个问题，全社会爆发了量刑会否侵害作为宪法的基本争论，结果成为围绕性问题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
　　1960年，《性生活的智慧》出版。这部使用木偶表示多种性交体位，并对其体位和产生的快乐加以解说的书，积极肯定女性的性欲，将女性作为性交主体来论述。因此，一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到1966年卖出了152万部，引起很大社会反响。
　　但是，价值观的变迁，也并不是像人们想做的那样，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突变。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的调查，在1973年，对婚前性关系认为“不可”的仍为58%，认为“订婚后可以”、“有爱情可以”和“无条件可以”的分别为15%、19%和3%。1988年各项的结果则分别为39%、23%、31%和4%。 由此可见，就是到70、80年代，日本人的性解放意识，也并没有达到泛滥的地步。
　　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谓战后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也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战后价值观在形成和确立之后的几十年间，也在随着战后社会的发展和美国文化之风的侵蚀，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无疑为90年代后的深刻变动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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