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男工作，女守家”的固有观念问题，总理府2000年《男女共同参画舆论调查》表明赞成这一想法的占25.0%，不赞同的有48.3%，男性赞同的比例和女性不赞成的比例较高。

在日本妇女的工作观问题上，赞同女性没有工作的占4.1%，赞同妇女“结婚前拥有工作”的占7.8%，认为女性“在生孩子前有工作好”的占10.4%，赞成女性“有了孩子后辞掉工作，待孩子稍大再工作”的人占37.6%，赞同“即便有了孩子也要继续工作”的占33.1%、比平成7年的调查上升了2.9个百分点。女性赞同“有了孩子后辞掉工作，待孩子稍大再工作”的比例较高。现在持“即便结婚也要继续工作”的想法的女性人数呈上升趋势。但男性很多表示在孩子上小学之前，希望妻子能留在家里做全职太太。

在性别角色分工意识上男性的意识表现得较为落后。据2000年4月29日《朝日新闻》报导，1999年 10月1日枥木县“创造有利于女性劳动研究会”对《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修改实施半年后，县内民间企业中除去农林水产的10人以上的6639家企业的一千家进行了调查。有6成的女性认为管理职务和男性从业人员的意识没有发生变化，而持此观点的男性还不到一半。由此看出男女意识之间存在差距。

目前性别分工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状况距《消除对妇女歧视条约》的目标和《内罗毕战略》》的实施还有着相当远的距离。

三）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

  1、婚恋观和家庭观

当今日本社会传统的婚姻观弱化，结婚观的多样化呈发展趋势。传统的结婚观认为：男女想要一起生活必须得结婚，婚后妇女必须要生孩子。结婚后的家庭模式是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家做贤妻良母。过去妇女将婚姻作为自己幸福的归宿和终生的职业，认为结婚可以提高经济水平和地位。现在日本社会持这一观点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传统的以家庭为本位的婚姻观逐步让位为以个人幸福为本位的婚姻观。日本年轻女性在择偶时虽不能完全摆脱现实、功利的影响，但追求个人幸福，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仍然是大多数日本女性的婚姻模式。情感的需求和满足成为日本年轻女性的主要结婚动机。近年日本年轻女性的择偶观也发生了较大变化。80年代曾风靡一时的理想的结婚对象“三高男士”（学历高、工资高、身材高）已经让位于温情的会体贴女人的男人。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认可一个会关心体贴女人的男人才是好男人。大丈夫式的男人在日本已经越来越不受日本女人的喜爱了。

    当今日本社会对离婚采取宽松态度，认为离婚是当事人个人的选择，是人的隐私，外人没有必要加以议论。对离婚的宽松的环境使得妇女在选择离婚时少了很多思想上的压力和心理负担。同时，越来越多的妇女把离婚看成是夫妇两人之间的事，更加尊重自己的内心情感和属于自己的生活，不为其他因素所影响。数年前日本妇女在与丈夫发生感情问题时总是想到为了孩子忍耐，而现在的日本女性已经不愿意再忍耐这样的生活了。从近年离婚状况的分析表明，妇女对婚姻的期待越高越容易导致对婚姻的失望。对离婚案件的年龄层的分析也可以看出越是年轻越容易离婚。

    不少女性对婚姻有畏惧心理和负担感。1999年总理府广报室《关于少子化的舆论调查》中有关于“对结婚感到负担的内容”。女性普遍选择对婚姻感到最大负担的是“家务负担”，选择“工作、家庭兼顾难”的占40％。相比之下，男性则多选择“经济上的负担”。对结婚有恐惧感、负担感也使一些女性徘徊在婚姻殿堂的大门之外。选择“不一定非要结婚”，支持和赞同以个人为主体，自立的生活方式的人增多了，出现了“非婚一族”。“非婚一族”是指那些不愿意结婚而选择独身的年轻人，其中女性占相当数量。她们一般都有着较好的职业和较丰厚的薪水，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一规范意识影响越来越小。不少年轻女性想趁年轻好好享受人生，不愿过早走入婚姻。一部分人是因为没有遇到意中人而选择独身支持一旦有情投意合之人出现就会放弃不结婚的想法；另一部分人是对婚姻的梦想破灭。无数破裂的婚姻以及对周围不如意婚姻的目睹使她们不再对婚姻抱有幻想，同时也不愿意因结婚而牺牲自己奋斗至今的一切……。

    日本女性的家庭观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原先围绕对夫妇、家庭的重视，转向对个人的重视。原先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女性结婚后应该为了家庭放弃一些自己的原有生活。现在调查表明已婚女性对女性自立、以个人为主体的生活方式的赞同态度增强。否定结婚后为家庭成员牺牲自我的想法也呈增强趋势。赞成“即使结婚也应该保持自己的目标，不为丈夫和家庭成员所左右”的想法的为79.3%。例如：比较厚生省对已婚妻子的调查，第10次（1992年）对关于结婚和生孩子的全国调查和第 11次（1997年）比较来看，1992年有47.6%的人赞成结婚后为了家庭牺牲一半自己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是理所当然的，5年后则有34.7%的人赞成。1997年有79.3%的已婚女性认为即便结婚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只是为了丈夫和家庭。还有人提出理想的家庭观是“钱包分开，没有孩子，夫妇分居”。

    女性结婚观和家庭观的变化仅从经济力的提高和工作优先的想法增强来考虑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奈良女子大学的教授认为急速核家庭化的日本，与欧美相比育儿等家庭功能的社会化比较落后，对老年人的护理也都是由女性（家庭主妇）承担的。女性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决定是否结婚持优柔寡断态度。

  2、性爱观和生育观的变化

    近年来国际上性的权利这一新的词汇被一些人提起。主张“性的权利”的人认为女性在性方面是有着自由的权利的，自己来决定自己性的权利也是一种人权。这是一种男女对等的性与生殖关系与人格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的说法。日本女性对性的态度比较开放。她们将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看成是个人的私事，对婚前性行为持容忍态度的女性日趋增多。厚生省第10次对已婚女性的意识调查表明持容忍态度的妻子超半数，而11次（1997年）出生动向基本调查表明已婚女性对婚前性行为的容忍态度已经达到了69.9%，对同居的反感也比前次减少了9个百分点。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就业率的上升使得日本女性对生育观发生了变化。女性结婚生孩子已经不是一件必须要履行的义务。现代日本女性生育孩子的目的主要是充实家庭生活、体验做父母的乐趣、维系爱情、巩固发展婚姻关系。在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上妻子有着充分的权利。年轻的夫妇希望能够多享受人生，同时出于在经济上的考虑，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意多生孩子，还有的选择不生孩子。不想多生孩子的理由是由于“养育孩子是母亲的工作”这一世俗观念仍然产生着相当的影响，并对年轻一代构成一种心理压力。舆论和媒体在青少年犯罪问题上总是强调母亲的教育方法不得当，而对一些优秀的孩子又总是和对他母亲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有职业的母亲总是对孩子有一种内疚的心理。不少女性认为“拥有家庭、养育孩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在物质生活丰富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总希望孩子能比过上自己还要优越的生活，这样一来教育上的花费增加，出于经济上考虑也只能要一个到两个孩子。近年来“丁克家族”的出现和增多不但表明生育已经由家族的责任转变为个人的选择，同时也表明日本女性已逐渐拥有支配自己身体和控制生育的权利。

四）日本妇女的人权意识

    近年来女性与人权这两个词汇被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日本的宪法是尊重人的个性。“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是以尊重男女人权为基本理念的。面对旧日本军慰安妇问题、基地暴力、亚洲女性人身买卖、来自丈夫的暴力等种种性暴力、援助交际、性的商品化、性风俗产业化、黄色倾向的小说泛滥等现状，日本的一些妇女运动家、女权主义者发出了“不”的声音。在物质消费文化的旋涡中，在无情剥夺人私生活的企业中，在人情淡薄、男女意识落差较大等一系列现实中，日本人的性意识、性行动呈现多样化的现象。针对这些现象，一部分妇女运动家开始站在女性的角度，用社会性别的视角来思考本世纪加在女性身上的不平等和对女性权利的践踏，并捍卫女性应拥有的做人权利。

    1、关于对妇女施行暴力的认识

在家庭中来自丈夫的暴力是对妻子人权的侵害。丈夫对妻子施暴并不是近来的事情而是自古就存在的。然而，在日本长年以来一直把这作为家庭的私事来处理和思考的，认为是自己的和家庭的耻辱，认为家丑不可外扬，羞于向外界透露。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妇女遭受丈夫的暴力的现象呈潜在化、长期化的特征。但近些年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女性权利的重视，以及国际国内关于对消除妇女施暴一系列会议的召开及法案的出台，日本妇女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对人权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她们逐渐认识到这一现象并不只是家庭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与人权有着密切联系的。她们开始将在家庭中所受到的暴力讲出来，寻求心理上的帮助和法律上的保护。由此对妇女的暴力问题逐渐呈现出表面化趋势。在妇女中心的咨询室里前来就暴力问题进行咨询和求助的妇女比前几年增加了不少。不容忽视的是各种宣传活动在日本妇女的人权意识的普及和提高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对性骚扰的认识

    性搔扰一词传人日本是1988年，第二年获得流行用语大奖。1989年开始性骚扰成为社会化问题。性搔扰是在工作单位、学校、地域社会等各种场所都能看到的一种现象。性骚扰有着非常微妙的地方，对它的判断有一定的难度。日本在性关系上对女性的不公平和轻视依然比较根深蒂固。这一自古存在的现象呈现表面化的背景是职业女性增多，在各个领域取消男女差别的运动的发展和女性人权意识的加强。

    1999年修改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时，性搔扰一词被明确写进了法案里面。这本是意在缩小男女之间雇佣差距的法案，从1986年施行性骚扰在很长时间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被认为是个人之间的私事，雇佣者没有责任。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修改均等法第21条关于工作单位性的语言和行动为起因的雇佣管理上的问题备受关注。性搔扰问题开始由社会性别角度被进行分析。雇佣者开始将性搔扰、管理问题和人权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现在性搔扰是雇佣者和管理者的责任问题被明确化。性搔扰与社会构成紧密相联，归根到底源于“男性中心的社会”的存在。关于性骚扰在法律制度建设上面还较落后，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工作单位的性搔扰严重阻挠了女性与男性平等参与经济生活，是对女性人权的严重损害。

    伴随着妇女人权意识的提高，性搔扰的现象呈现表面化的趋势。1999年截止到12月之前神奈川县妇女中心一年关于性搔扰的求助有416件，比前年增加了20%。据《朝日新闻》2000年6月 2日报导，1999年度兵库县劳动局提出的性搔扰咨询比前一年增加了1.8倍。女性劳动者的咨询约两倍，企业的咨询也呈现年年增加的趋势。这显示了对性搔扰的意识提高以及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修改后所产生的影响。与诉诸法律相比，支付和解金的场合比较多。

    1999年6月广岛县对县内企业两千家进行了性搔扰的调查，得到了女性743人的回答。得出结论为企业内5个女性中有一个受到过性搔扰。关于性搔扰的理由最多为“男女间个人意识的差距”，从中可以听到女性对男性严厉的批判声音。“没有认识到性的言论和行动给人造成的不快”，“没有将女性看做是平等的工作伙伴”。

    与性骚扰相关的是2000年5月18日《防止跟踪法》的正式通过。法律对跟踪行为做了定义：等待、妨碍女性走路；监视女性的行动，要求见面和交往；粗暴的言论行动；无言电话；连续给对方发传真；邮送污物及动物死尸；名誉侵害；性骚扰；以上这些反复进行的行为都被定义为犯法。法律的出台有效地保障了妇女的权益。

    3、对历史的反思特别是对战争期间军队性暴力的认识

    妇女是和平的维护者和积极的倡导者。战争中无数死亡的将士都难割舍与女性的血脉亲倩，可以说女性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也是积极的反战者。

    对日本军队在战争期间所犯的性暴力，日本有两种不同的声音。1996年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人的“新的历史教科书编委会”呼吁将“随军慰安妇”的记载从教科书中删除，遭到了女性团体的强烈反对。据朝日新闻2000年7月7日报导山梨县思考教科书会去年又进行了将“从军慰安妇”的内容从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删除的情愿。甲府市议会民生文教委员会中人孝文表明了相反的看法：“应将历史告诉后人”，认为从军慰安妇以及强行胁迫慰安妇是历史的事实。

    在日本妇女中自战后一直存在着这样一股声势强大的反战和平势力。她们在深刻反思战争的人类社会的灾难，特别是日本在本世纪发起的战争对亚洲女性所犯的罪行。目的是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警惕和平环境下的并非和平的声音。据2000年7月9日的《朝日新闻》报导，为追究旧日本军的性暴力责任，世界各国的法律家、研究者、人权运动家成立了“战争和对女性的暴力”日本网站（violenc。Against Women in War Network Japan）。1997年秋邀请世界20个国家的参加在东京召开的”战争与对女性的暴力”国际会议。以此为契机，世界各地关注同一命题的女性们跨越国境团结在一起了，目的是研究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性暴力的真相，明确加害者的责任，恢复正义和尊严。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把日本政府不承担的义务由民间妇女力量来承担。将于2000年12月8日开始五天的时间在东京召开“女性与国际战犯法庭”。松井代表在东京记者会见时，阐述了作为追究战争犯罪的民间法庭，有1967年哲学家帕多拉·拉塞儿提倡对美军在越战时期的行动予以制裁的“拉塞儿法庭”等。但以对女性暴力为焦点还是第一次。法庭将在日本，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北朝鲜、印度尼西亚，围绕从军慰安妇问题组织各自的检查团予以起诉。有被害国过去曾为慰安妇的女性们作为原告进行陈述。被告也被获许得到机会进行陈述和提出证据。由7、8位法官宣布判决。

日本妇女和平势力密切地关注着日本国家的走向。1999年国会批准的《周边事态法》《通信旁受法》（盗听法）、《国旗、国歌法》、2000年日本首相森喜郎关于“日本是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的发言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三国人”的发言等令她们产生日本国家主义抬头的强烈危机感。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人对这些站在时代前沿的日本妇女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五）日本妇女的参政意识

    要想实现男女共同参政议政的最基本条件是女性必须和男性一起能在同一张桌子上讨论问题。女性要对所居住的地区、地方公共团体的政策给予关心并积极发言。男女共同参政议政的实现捷径是男女共同参加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的政策。方针的制定，虽然日本女性所受的高等教育率与先进国家不分高低，然而日本在女性参与政治方面与先进国家存在着差距，决定国家方针的国会女性议员的人数还很少，远远落后于瑞典等西方先进国家。在日本3200个市村议会中男性议员也呈压倒趋势，还有的议会女性议员为零。

     据《朝日新闻》 2000年6月 7日报导，在联合国妇女特别总会上针对 1995年世界女性会议提出的要在2000年消除初等、中等教育中的男女差距，实现女性国会议员达到30%比例的目标，同时为此还进行了调查。2000年日本女性国会众议员有35人，在480人中比例只占7.3％，在24个先进国家中处落后地位。

妇女要求改革选举、改革议会、改革法律、改革政治的呼声渐高，积极参加地域活动的女性也越来越多。日本在女性政策的决定和参与计划上逐步改善。日本在 1980年以后有过5次国会选举，女性的投票率均高于男性。女性对政治渐渐产生兴趣，例如 1999年的地方选举之际，一些女性参加“女性与政治动”，在车站前演讲、散发宣传品，呼吁女性参与政治。

由于地方议会中男性议员占绝大多数，所以男性决定政策的状况依然存在。而女性人口比男性多的地域，在制定政策和进行地方规划过程中没有女性的声音是不应该的。男性与女性的视角不同，养育孩子、护理等问题与女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女性参加议会就可以将女性的愿望表达出来。据市川房枝纪念会的调查（《朝日新闻朝刊》2000、6、5），1999年统一地方选举，地方议员女性的比例比1995年上升了5.9个百分点，大阪府由9.5%上升到12.7%。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一些团体的支持。如关西“女性与政治情报中心”自1996年开始举办支持女性加入政治的讲座。1999年统一选举中听课生中的20多人有15人当选。2000年6月的总选举中女性议员35名当选，成为宪法制定以来女性国会议员人数最多的一次。社民党女性众议员首次超过了半数。森喜郎内阁中建设· 国士大臣和环境大臣也是两位女性大臣。

四、              21世纪日本政府面临的课题及妇女发展展望

一）      21世纪日本政府面临的课题

目前日本政府面临一系列急需解决的课题，其中急速增长和日趋严峻的少子化问题是日本21世纪的最大课题，也是与妇女息息相关的一个课题。少子化现象加剧直接导致学校数目减少、劳动力人口减少。而由劳动力人口所支撑的社会保障体制的运营则陷于周转不灵。解决少子化问题就是要在全社会建全一种制度，使得想要孩子又因各种因素不能如愿的家庭能够如愿。因此要对日本现有的不利于妇女生育的状况进行反思。日本企业实行减私奉公的雇佣体制。因此，养育子女与拥有工作之间存在着很难调和的矛盾。选择继续工作而放弃结婚或生孩子的女性增多导致少子化，少子化使得一个孩子的教育费增加，教育费又增加使得女性越来越高学历化和高就业化，女性高学历化和高就业化又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少子化。对于少子化的对策，提倡传统的妇女回归家庭是不现实的。女性尽管在就业率和工资待遇上有增高趋势，但是传统的家庭观和社会制度的改革落后，急需进行思想意识革新和制度的完善。例如，育儿休假的充实以及女性作为正式员工的复职和重新就职机会的增加是解决女性兼顾事业家庭的有效手段。应对日本企业加班、频繁调动工作地点和内容的现行雇佣制度予以改革，使缩短劳动时间、尊重个性的劳动方式以及夫妇间共同工作、共同养育孩子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当今日本妇女在社会、工作、家庭、自身等方面虽比过去有了明显改善但仍面临诸多矛盾和痛苦。要想实现真正的“男女共同参画”社会，使妇女能够自由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和工作，还需要社会大环境和就业小环境的极大改善。国家、企业都需要积极努力，在一些政策和措施上为女性着想，进行一些改善。

    应修改家族法，容许选择“夫妇别姓”。日本现行的法律是夫妻同姓制度。将近98%的夫妇选择了这一方式。为实现两性平等一些女性呼吁应拥有个人决定自己姓氏保留的权利。必须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夫妇别姓”问题与老年人的护理、坟墓的维护、日本特有的户籍制度、性别角色分工、女性经济自立等各种问题相联。因此建议即便不实行“夫妇别姓”，但应建立允许自己选择姓氏的制度。

    现行的退休金制度是在“男工作、女守家”这一传统观念之下设计的，是对全职家庭主妇予以保护的一种制度，妨碍女性参与社会工作。有些有工作的女性不得不将自己的工作缩短到每周两天。妇女尽管想多工作，可工作越多，纳税越多，丈夫的工资也会削减，实际家庭收人则相反减少了，这不利于女性在事业上的发展。

纳税、退休金、社会保障、工资等制度对妇女从就业开始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退休金、纳税是对无职业的主妇以及收入少的主妇家庭进行保护的制度。造成的结果就是促进了女性选择家庭主妇或打零工。将配偶补贴、免所得税和第三号被保险制度等以职业主妇为基本的制度转换为女性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有必要综合地审议这些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对家庭内养育子女、护理老人、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等观点重新进行社会评价。

妇女问题如果离开男性的支持和参与都是不可能解决的。综观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女性就业率高，出生率也高，其原因之一就是男性参与家务劳动比例高。日本男女在平等意识上存在差异，日本男性的意识亟待提高。最近已经有一些男性开始抛弃世俗的陈旧观念、在家务和育儿上分担妻子，还有的取得了育儿休假，让妻子上班自己在家看孩子。这些都是一些好的端倪，但愿男性能够真正理解女性，以行动来支持和帮助女性实现充实的理想的人生。

二）              21世纪日本妇女发展展望

可以预言21世纪的日本将是经济日趋成熟化、国际化、信息通信高度化的社会。在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中，男女应互相尊重人权，承认各自的特点，共同承担社会发展的责任。本世纪的后半期特别是进人90年代以来日本妇女在各个方面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1世纪日本妇女还将会发生难以预计的巨大变化。

下个世纪日本妇女虽然不可能完全实现与男性的平等,但将会在如下几个方面发生深刻变化。

第一，高度个性化的时代使得日本妇女将更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第二，信息化将对妇女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日本妇女的活动空间将会大大拓展，自身才能将会得以施展。第三，日本妇女的婚姻观念将会发生更大变化。她们将按自己的意愿处理诸如婚姻和恋爱等问题。结婚将不意味着是唯一幸福归宿的。不追求婚姻的形式而是追求真实的感情将越来越受到认同。未婚化、晚婚化现象依然是下个世纪的一个突出问题。离婚率的增高看来也不可避免。如果没有更为有效的政策出台和条件的改善，少子化的现象仍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困扰日本。第四，21世纪更多的妇女将走向政坛，参与社会发展规划，也会有更多妇女将会脱颖而出，走向管理职位。第五、事业和家庭兼顾的模式将是众多妇女的理想。

在下个世纪，社会各个方面都应该关心妇女问题，认真解决妇女在现实生活中的困难，使女性能够在下一个世纪能发挥巨大的潜能，真正和男性并肩努力开创未来的新生活。

参考文献：

日本经济新闻社《女たちの静かな革命》

亚洲女性资料中心《女たちの21世纪》

日本律师联合会《问われる女性の人权》

女性书店松香堂《男女共同参画基本法》

总理府《平成11年妇女白书》《平成11年国民意识调查》《平成11年“男女共同参画”舆论调查》

《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AERA》周刊相关报道

新华出版社《女性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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