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房地产价格连年大幅上涨，东京圈地价涨幅在1987、1988年分别达57.5%和22.6%；日经平均股价由1985年末的13113.32日元，窜升至1989年末的38915.87日元，涨幅近200%。然而，随着泡沫破灭，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屡创新高，财政恶化，经济陷入长达十多年的低迷状态。 

    过于依赖外需，弊端凸显

     1985年9月22日，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美、英、德、法、日五国财长会议。这是日本泡沫经济一个重要的背景事件。五国财长会后发表声明，决定联合行动，有秩序地使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该项声明被称作“广场协议”。不少著述认为，“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是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此后大幅度升值的并非只是日元，马克、法郎、英镑等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都有不小的升幅。到1987年末，日元升幅为43.5%，德国马克、法郎、英镑的升幅分别为41.5%、35%和26.2%。但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泡沫经济，惟独日本出现泡沫。这与日本经济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

    一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和美国市场。日本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高，又缺乏发展大工业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其经济发展对海外市场有着天然的依赖性。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不仅进一步上升，而且严重依赖美国市场。1983—1984年，对美国的出口分别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9.2%和35.3%。每逢日元对美元升值，出口便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整个经济。过于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严重削弱了日本应对本币升值的能力。

    二是扩大出口在相当大程度上靠低价格优势。战后日本创造的高速增长奇迹，建立在引进和模仿美欧技术基础之上，即用美欧的技术生产出产品，再出口到以美欧为主的海外市场。到上世纪80年代初，除了节能技术等少数领域外，日本经济技术的这一特点并无根本性改观。为扩大出口，日本对引进技术进行一些改良，使产品更加精巧，但主要依靠的是低成本和低价格优势。然而，日元升值成了低价格优势的“克星”。因此，日本对本币升值一直采取抵制政策。

    过于看重增长率，调控政策连环失误

    一纸“广场协议”封杀了日本对本币升值的抵制。为了防止日元升值导致经济萧条，日本政府提出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应该说，这一政策方向没有错，关键是如何去实现这种转变。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奉行“生产第一，增长至上”。这一政策主导思想由于工业污染加剧、国民生活环境恶化而受到强烈批判。但是，追求增长数字、以增长率高低论政策成败的观念根深蒂固，80年代后期的政策连环失误均与此相关。

    第一，将扩大内需简单地等同于增加总需求。进入80年代后，日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国内市场饱和。要实现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需要开拓新的发展领域，扩大市场空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日本政府依然沿用增加总需求的一贯做法，采取“财政金融双松”的政策组合，中央银行将基准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位，大量政策性贷款和财政资金投向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公共工程。过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剧资金供给过剩，助长了泡沫经济膨胀；大批公共工程上马增加了对土地的需求，进一步刺激地价上涨。

    第二，对泡沫经济缺乏必要的认识和警惕。1987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已经出现过热征兆，同年9月，建筑业因劳动力不足而拖延工期的情况很普遍，建筑材料价格也由于供应紧张而上涨。但是，1988年度财政预算仍将克服“日元升值萧条”作为首要政策课题，公布了“第十个道路建设五年计划”，同时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1989年又公布了总额达430万亿日元(相当于1985年度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总额4.76倍)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对已经过热的经济又是一剂强力刺激，将泡沫经济推上了膨胀的顶峰。然而，日本政府的关注点却仍盯在增长率上，津津乐道地数着景气的持续时间。1991年10月，经济企划厅发布月度报告称：截至8月份，景气已持续57个月，成为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期。事实上，报告发表前，股市泡沫已开始破裂。日经平均股价由1989年末的38915.87日元下降到1990年末的23848.71日元，跌幅达38.7%。

    第三，对泡沫采取“一举刺破”的办法。对于吹大的气球，如果采取“慢撒气”的办法，至少可以避免球体破碎。然而，日本政府却未能及时意识到泡沫经济的发生，从而失去了采取“慢撒气”措施的时机。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使得民怨日渐高涨。为了遏制房地产价格上涨和投机性土地交易，日本在接连调高基准利率的同时，决定开征地价税。从抑制泡沫膨胀的角度看，这些对策已经是“马后炮”。然而，从捣毁泡沫的角度看，这些对策犹如在吹胀的气球上扎了一锥，在刺破泡沫的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整个经济，舆论因此抨击此举为“硬着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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