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时代，美国大学有十几所在日本开设了分校。但是，由于文部省没有授予这些学校毕业资格认定，这些大学就无法招收学生。因此，在90年代末，近20所大学中除了一所以外全部撤退了。这样，在日本国内进行外国式教育这一尝试也就无疾而终了。

　　形成对照的是新加坡，它在政治方面根本谈不上开放，而新加坡以成为亚洲教育中心为目标，积极招揽世界顶级大学。芝加哥大学工商学院预定开设新加坡校园(亚洲首次)，欧洲工商管理大学也推出新加坡分校的计划。还有，卡耐基-梅隆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也正在协商进入新加坡的大学研究生院教育。

　　另一方面，日本文部省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解雇了在日本国立、公立大学长年执教的外国教员，采取不让外国教员工作三年以上的方针。

　　对外国教育的厌恶感妨碍了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如果企业和官僚们都被灌输完全相同的思维路子，那么有权者中就没人倾听新颖构思了，谈不同见解的人也不会占居首位。

　　日本人常说自己的国家是“狭小的”，也即认为由于国土狭小，无法承受太多的人口。

　　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如今的日本染上了“生存圈”的构思。然而，现在大家想要的不是土地本身，而是人生和商机。

　　换一种观点看，将有能力的人才和有力量的公司推到国外去，这种压力也可以说是日本的强处，因为它把压力变成了向外扩大的原动力。在东南亚，日本的势力很大，在马来西亚日资工厂的生产据说占到GDP的10%。拿本《泰国日资企业指南》一看就折服了，就其厚度看，也有诸如地方城市电话号码簿那般厚，登载了几千家企业。对企业而言，把重点放在国际事业上，从长期来看或许是有利的，但是，短期看，这会导致国内进一步萧条低迷，国内事业减少关系到国内就业机会的减少。

　　年轻人“没有理想”；超级发明家“没有职位，没有奖金”；体育与其说是乐趣倒不如说是忍耐，街上和乡村没有美景和浪漫。日本不是一个令人感到开心的国度。从日本原来的灵魂来看，这成何体统！就像从此前不久的外国游客的评论中我们也能明白的那样，即使从芭蕉的俳句来看，日本的自然风景就是浪漫本身，即使在严格统治下的江户时代，日本人也有空闲去充分享受人生。那时的商人和学者使世俗娱乐精致化，许多职业和兴趣达到了艺术水准。

　　不过，19世纪令人身心愉快的日本并未完全消失。40年前，索尼和先锋公司的创业者怀着宏大理想构筑起了世界级的新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日本对外国人是开放的，那个比较开放的时代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说不愉快，就是说日本已变得不是原来的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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