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过境之事就此结束。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对于名人来说这更是千古不变的金律。后来一名报社记者听到这个消息，主动跑到机场抄下邓丽君的印尼护照号码。这名报社记者在当晚打电话至印尼“驻台代表处”，检举邓丽君使用假护照。“印尼代表处”则将讯息回报主管当局印尼外交部，印尼外交部再透过驻日大使馆，协同警方找到邓丽君，才引发了假护照案。

　　向来是演艺圈模范生的邓丽君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惹上官非，根据日本《明星周刊》报道，被留置期间她非常不安，宝丽多唱片编审部长舟木稔曾于2月18日和19日两次到收容所探望邓丽君。第一次看到泰丽莎·邓时，她紧张害怕得一度流泪颤抖；第二次舟木稔再见她，邓的思绪大致整理好，情绪已较稳定。在邓丽君被留置的三天，收容所外时时刻刻有大批摄影记者守候，他们都在等着拍摄大明星邓丽君被遣送出境的镜头，邓丽君多少也透过别人的转述知道这情形，这也让她的心情荡到谷底。

　　2月22日，日本出入国管理局东京事务所公布调查结果，证明邓丽君所持印尼护照并非假护照，也没有伪造集团出售假护照，这本护照确实是由印尼政府所发出，印尼外交部官员在护照上的签字也是真的，只是“发给手续不合法”（注，外国人取得印尼国籍应于印尼居住6个月以上，但邓丽君经年在各国奔波，不可能符合条件）。因此，护照已由印尼驻日本大使馆收回。

　　2月24日，日本法务省裁决将邓丽君“驱逐出境”，且一年内不准许她入境日本。接获裁决，邓丽君一身朴素的穿着离开收留所，她低着头，快步上车，心情沉重无比。

　　尽管真相已经厘清，但邓丽君还是有家归不得。由于台湾方面也有她“行使假护照”问题待调查。当时邓母赵素桂告诉记者，邓丽君于1978年与美国一家公司签约，预定1979年4月6日、9日和10日三天在美国登台，接着将于13日至16日转往加拿大演出。她们担心如果先回台湾，日后假使去不成美国，对方可能会以不履行契约为由控告邓丽君，但如果直接赴美，又怕发生入境问题。

　　人之常情，遭遇挫折之后最想的总是回家歇一歇，结束牢狱之灾的邓丽君又何尝不是如此期待？但现实环境不容许她这么做，首先，她必须履行在美国的合约。因此邓丽君持盖有美国入境签证的“台湾护照”，直接飞往美国。经此重大挫折，邓丽君决定重拾书本，留在美国洛杉矶读书，暂时放下她最爱的歌唱事业。

　　台湾媒体群起攻击叛“国”，

　　邓丽君彻底感受到人情的冷暖

　　整件“假护照风波”自爆发到厘清真相，只有短短一个星期，而且日本政府的调查证实邓丽君并无涉及伪造护照，迅速还给邓丽君清白。但是经此风波，邓丽君彻彻底底感受到人情的冷暖，对媒体、对人性都寒了心。

　　“假护照风波”若发生在今天的台湾，可能仍是值得街头议论的话题，但起不了太大的波澜，此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台湾，当时两岸对峙，台湾舆论几乎是以叛“国”行为讨伐她。因为在1978年，“最忠实的盟邦”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改与中国大陆建交。在此背景下，邓丽君被传出宁愿改当印尼人，这是何等严重的大事？

　　因此，假护照案发生首日，尽管真相未明，台湾报章标题诸如“洋相出到扶桑国”或者“堂堂正正中国人，鬼鬼祟祟干什么”等，用的都是高度批判性的文字。有些报纸还以叛“国”等级处理这则新闻，主张立刻将邓丽君“抓回来”。甚至有小市民前往台北地检处告发邓丽筠（邓丽君的本名）使用假护照，涉嫌伪造文书。

　　在弥漫着“爱国情绪”的台湾，连演艺界也不支持邓丽君。当年的“影视剧演艺人员生活自律评议委员会”召集人葛香亭表示，邓丽君事件已“损及演艺人员的荣誉，并对演艺人员的风气有不良作用”，待邓丽君返回台湾，评议会将请她解释事件始末。

　　即使在侨界，对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也有两极看法。一是质疑邓丽君过去既然拿了“台湾护照”，为何还要拿印尼护照？他们认为邓是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但也有侨界认为，邓丽君在出事后，为了保护朋友，自称是自己花钱买的，企图担下责任，显示她心地善良。有人说，更何况歌星为了进出许多国家的签证便利，持有双重国籍也无可厚非。

　　一个无心之过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是邓丽君始料未及的。为平息“众怒”，邓父和邓母都极力低调处理此事，赵素桂代替女儿解释，这是自己女儿“年轻，一时糊涂，不懂法律”，才走错了路。

　　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忆起这段风波说，邓丽君拿印尼护照的想法真的很单纯，因为“那个年代持‘中华民国护照’出国非常不方便”。邓长禧指出，不仅每次回台湾就要加签一次，一等就是10至14天，而且每次出国最多只能3个月，到无“邦交”国家拿签证不容易，还要申请工作证。邓丽君是艺人，处境更尴尬，因为主管机关有时是“教育部”，有时又是“新闻局”，有时两者都推说不管演艺人员，邓丽君每次加签还要拜托人找“新闻局”出具证明。

　　“姐姐有个印尼好友，是名印尼富商。他告诉姐姐可以帮她办一本护照。姐姐信任朋友，没多想，就答应了。没多久，印尼富商拿了一本印尼护照给姐姐，只说是外交部发的，后来就发生假护照风波。”发生这等大事，邓丽君事后也不好意思回头再追问朋友。邓长禧说，姐姐告诉他“这只能怪自己年轻不懂事，就当作是给自己一个教训”。

在美国做了一阵明星学生，誓言东山再起

　　被日本驱逐出境后，邓丽君选择来到美国，一方面为履行既定的秀约，另一方面，十四岁即辍学的她也想趁风波未平之际，重拾学生生活。于是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夜间部选修学分，报名了英文、日文、生物和数学等进修课程。

隔年到美国与姐姐作伴的邓长禧用“因祸得福”形容邓丽君那两年在美国的日子。“我姐每天穿件白衬衫、一条牛仔裤，就去学校了，很轻松自在。”加州大学虽然中国学生多，但邓丽君的班上都是外国人，没有人知道她的职业，日子过得单纯。只是邓丽君毕竟是大明星，“不管她怎么穿，样子太好认了”，没多久，校园内不管是不是华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位明星学生。

　　但邓长禧透露，邓丽君在夜深人静时，还是会有很怄的感觉。他在一篇《我的老姐》文章中提到，在客居他乡的日子里，有一次他从外面回家，看见姐姐一个人面对着窗外异国街道，泪流满面。

　　爱好美好事物的邓丽君，即使心情跌落谷底，对于生活品味可是没有忘记，她将原本摆在家中的清宫景致工笔画带到美国，裱好了放在洛杉矶的公寓里。她说，“面对画，我的心情好开朗、好舒畅，书画真能陶冶性情。”

　　她白天逛街、看书，和朋友约会，还学会了钓鱼，晚上到学校上课，假日则经常开车到拉斯维加斯看表演，有时也玩玩“二十一点”，试试自己的手气。邓妈妈看女儿过得悠闲，自己也干脆暂时放下多年的担子，经常一个人搭机遨游各地，以前到新加坡和香港都是为了帮女儿打点工作，现在邓妈妈终于可以安心游玩，还顺便发挥投资理财的长才，在香港和美国投资房地产。

　　就在事业转折点上，邓丽君与同样在洛杉矶拍片的成龙有了较长的接触机会，因为都是中国人的亲切感，两人经常一起看落日，兜风，谈起若有似无的恋爱，但因顾虑事业、顾虑双方感受，从相恋到分手时间约两年。但直到多年后，当事人才证实这段往事。邓丽君专心当学生期间，各地歌迷支持邓丽君的力量并未中断。1979年8月15日，“马来西亚邓丽君之友会”成立，对正逢低潮的邓丽君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般，温暖在心。新马是在香港之后，第二个成立邓丽君歌迷会的地区。成立当天，来自新马各地的两百多名歌迷汇聚在歌迷刘宝敦的木屋里，此后，他们定期举办茶会，交换有关邓丽君的消息、唱片和照片。事隔多年，1993年香港成立“邓丽君国际歌迷会”时，新马歌迷会也加入成为一员。

　　尽管长时间未公开亮相，这不影响音乐人对邓丽君作品的肯定。1980年3月，邓丽君赢得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演员歌唱奖”，美国和加拿大都有经纪人积极邀邓丽君复出。于是沉潜一年之后，她先于7月受邀于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洛杉矶音乐中心和旧金山登台，逐渐恢复忙碌的表演生活。

　　“假护照风波”让邓丽君在台湾、香港和日本的歌唱事业受到重大打击，个性好强的她，暗自立下东山再起的誓言。

　　1980年9月21日邓丽君抵达东京成田机场，这是“假护照风波”之后，邓丽君首度现身东京，她以一贯柔美的口吻表示：“我很抱歉，让我的歌迷为我操那么多的心。”并在广大传媒前，正式宣布准备重返日本歌坛。这次亮相，邓充分展现出“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起来”的气魄。对于回台湾，邓丽君则暗自立下“除非请我，我才会再回来”的决心。

　　同年10月，邓丽君第四度选在香港利舞台举行演唱会。在香港仅发行过国语唱片的她，首度尝试推出第一张粤语大碟《誓不两立》，歌曲《忘记他》异军突起，为复出香港歌坛的邓丽君注入强心剂。

歌声红遍大陆，

　　台湾当局为“假护照事件”平反

　　但令邓丽君始料未及的是，就在她的事业陷于停顿时，邓式爱情歌曲则在1979年至1980年之间开始于中国大陆流传。

身在美国的邓丽君，在1980年前后传出歌声响彻神州的消息。不仅到美国的大陆民众争睹邓丽君风采，中国大陆大江南北的民众皆为邓丽君所醉倒。

　　许多经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几乎视她的声音为开放的一个标志。唱她的歌曲成为时尚，那时卡拉OK还不普及，但录音机里几乎全是关于邓丽君歌曲的翻录带，邓丽君成为了人们精神与心灵解放的一个窗口。人们从她的歌声中，开始触摸心灵中某一部分柔软之处。

　　面对如此盛景，邓丽君还玩笑地告诉记者，如果大陆真的邀请她过去，“我一定去大陆，我也很愿意把我的歌唱给大陆同胞听”。

　　台湾方面则确实担心被“冷冻”中的邓丽君到大陆，开始积极为邓丽君先前的风波平反。1980年由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亲自赴美，以盛大的排场邀请邓丽君回台演出，首先于10月间到金门义演，安排在“国父（孙中山）纪念馆”举办盛大义演，门票收入全部捐献。

　　曾经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和“新闻局长”的现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2001年在老牌艺人蒋光超的丧礼中，触景伤情地忆起邓丽君。宋楚瑜说，在得知大陆有意邀邓丽君演唱时，高层立刻派他与邓丽君联系，邓丽君也立刻允诺，并回请宋楚瑜夫妇，第二天宋楚瑜和夫人陈万水即共赴餐宴。

　　但台湾还是不放心，又透过邓家仍在军中服务的老三邓长富，直接与大家长邓枢取得联系，才终于让台湾当局吃了定心丸。

　　在高规格待遇之余，“假护照案”在台湾仍未结案，因为根据台湾的法律，这涉及伪造文书罪嫌，而且在遭市民董尚和提出告发后，已由台北地检处侦办。案件在侦查时，邓丽君均未到案，让此案拖了两年余。

　　一连串义演活动结束后，1981年初，“新闻局”特别颁奖给邓丽君；又邀请她与广播界第一把交椅的广播电台主持人李季准主持“金钟奖”颁奖典礼；6月再安排她到金门及高雄举办《何日君再来》等义演晚会。

　　感情丰富的邓丽君，第一次主持金钟奖时，由于在台湾红透半边天的“月亮歌后”李佩菁脊椎病变开刀失败，只能坐着轮椅上台领奖，刹那间邓丽君止不住泪水，频频以手拭泪。

　　很凑巧的是，在邓丽君返台后，1981年12月，检察官林天麟突然借口台湾“航警局”提供的资料，认为邓丽筠的犯行“堪予认定”，但因“犯罪情节轻微”，且邓在美求学期间，仍多次返台演唱，只是“偶触法网”，情有可原，因此依职权予以“不起诉处分”。

　　种种集荣耀于一身的安排，又为假护照事件“平反”，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刻，台湾亟欲拉住邓丽君的意图十分明显。离家年余，首度返台，邓丽君心里一阵激动，她在回台日记里，以简短的文字描述自己的五味杂陈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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